近日出版的张曼菱新书《为季羡林辩——几多风光几多愁》，为读者展示了个并未远去的季羡林，一位博学、仁厚，有风骨，有担当，耸起铁肩、张开双臂呵护学子的师长形象跃然纸上。曼菱是季老的忘年“小友”。从风雪严寒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先生，更懂得为年轻学子遮风挡雨。

　　一

　　1962年，我在河北一个县城上高中，读到一篇散文，题目是《春满燕园》。文章中的北大校园湖光塔影、姹紫嫣红、书声琅琅、春光常驻。我被深深吸引了，心底萌生了进燕园求学的憧憬，同时牢牢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季羡林。

　　两年后，我如愿以偿考进北大。在东语系迎新会上，第一次见到当时的系主任季羡林教授。他和我想象的模样大不相同，瘦高身材，五十出头年纪，慈眉善目；穿着既非西装革履，也非潇洒长衫，而是一身半旧的蓝咔叽布中山装；讲话声音不高，语速不快，没有什么惊人之语，只是说，一个大学生需要十二个农民来养活，而我们的同龄人一百人才有一个能上大学，说明我们的机会难得，担子很重。要求我们热爱所学专业，刻苦学习，学成报国。总之，没有一点我所想象的名教授“派头”。

　　当时，季羡林给梵文巴利文专业60级同学教课，与低年级同学接触不多。但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一是开学不久，系学生会通知，哪位同学没有脸盆，可以领一个。因为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不久，有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同学，是打赤脚走进校园的，买不起两元一个的白搪瓷脸盆，只好用五毛一个的瓦盆洗脸。季先生知道了，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送到学生会。我虽然没有去领，但心里暖暖的。

　　二是那年“十一”，我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见到毛主席，兴奋得不得了。晚上回来听同宿舍同学说，他们看了电视转播，而且是在季先生家里！我着实吃惊不小。要知道，那时候电视机可是个稀罕物儿。季先生叫一群刚从乡下来的大孩子到自己家里看电视，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据此，我认定季先生是好人，好领导，能在这样的老师门下求学是我的福分。

　　正当我们一门心思求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来了，学校逐渐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派。季先生虽然“靠边站”了，但没有被打倒，自然就成了两派都争取的对象。

　　季先生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反对一些人的倒行逆施，因此惹祸上身，被抓进牛棚，受尽折磨和凌辱。我们同情他，去找乔冠华、去找范文澜，他们都说季先生是好人，是国宝，应该保护。可是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有谁能够保护先生呢？

　　经过一年多炼狱的折磨，九死一生的季先生终于“半解放”了。1969年秋天，他和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一起下放到京郊延庆县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一起顶着星星出早操，一起蹲在场院里啃窝窝头、喝稀粥，白天一起挖防空洞，往麦子地里挑粪。

　　在寒冷的旷野里，年近六旬的季先生顶着凛冽的塞外北风，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腰里系根草绳，脸冻得铁青，胡子茬和眉毛上结满白霜。夜里，他和几个男生挤在一条土炕上，炕上的跳蚤不分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夜夜骚扰。就在这样的冬天，我听见先生低声吟诵雪莱的诗句——

　　既然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