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我们三代人》，汤一介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有删节

　　推荐理由：本书是汤一介先生的遗稿，经整理后首次出版。全书以三个部分分别叙述了作者的祖父、父亲，以及作者自己的身世经历、人物关系、学术著述等内容，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出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术的传承守望。

　　《东方时空》栏目第一次播放《东方之子》选择了我，我想是和白岩松同志要提出的问题有关。这次《东方之子》访问的人除我之外都是八十岁以上的老学者，如张岱年、季羡林、启功、单士元、张中行，等等，而我当时还不到七十岁，因此排在最后。

　　一开始白岩松就问我：“我们知道，你父亲是汤用彤，你是不是感到有压力？”我踌躇一会儿说：“我知道，我在学术上的成就远远不如他，这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我们这一代在1949年后就没有机会安静下来读点书，做点研究，政治运动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这几年好一点，但对我们这一代说，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白岩松又问：“你和你父亲相比，你觉得有什么不同？”我说：“也许我父亲主要注意的是‘为学术而学术’，关注的是民族和国家学术的发展，所以他把精力都花在写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作上。听胡世华先生说：‘九一八’后，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飞，汤先生照样讲他的佛教史。虽然我对学术研究也有兴趣，也写了一两本书，但功力比我父亲差多了，但我比我父亲可能更加关注现实。我为什么要办中国文化书院？主要并不是要恢复古代的书院，而是为了要有一个能推动中国社会和文化走向现代的地方。上世纪70年代末，党和政府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四个现代化’的方针和路线，但我们觉得光有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相配合，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全面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