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3日，北京，多云。上午9点半，离下课还有十分钟，我匆匆结束了课堂内容。因为要赶到八宝山参加预定十点钟开始的叶秀山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课前与学生们说好，课间没有休息，所以提前十分钟下课。收拾好手上的东西，我匆忙离开教室。在校门口，往常感觉招手即来的出租车，这时候好像没有一辆空车驶过。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有一辆出租车出现在我面前。上车后，告诉司机要去的地方，司机似乎很懂得我的焦急心情，一路以最快的速度狂奔。我不停地看着手机上的时间，盼望车能跑得更快一些。不敢相信，先生真的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初识叶先生

　　第一次见到叶先生，应当是在我进入哲学所跟随涂纪亮先生读博士之后。虽然之前早已久闻叶先生大名，但一直没有机会相见。1988年9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叶先生当时担任哲学系主任。记得是在一次哲学系的学术活动上，叶先生作为系主任给我们新入学的博士生讲话。讲的具体内容记不太清楚了，大体记得是讲哲学所的学术传统，告诉我们如何做学问。但印象最深的则是叶先生清秀的面庞和向上飞扬的浓眉，当然还有他那有磁性的声音。当他得知我的导师是涂先生时，他说道：“涂先生是一个很用功的人。”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这还不是他对同事的最高评价，但却让我感觉到了他的评价一语中的。

　　在随后的学习过程中，我多次到叶先生在哲学所的格子间里请教问题，每次他都热情地与我交谈，询问我的学习情况。虽然我不是他门下的学生，我当时做的研究也不是他所熟悉的领域，但他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都相当地了解，都能够抓住问题的要害，这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一次问及语言哲学问题，他转身从堆满各类外文书的书架上取下一本，我一看，是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英文版。他说，要了解当代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问题，罗蒂的书不能不读。这让我在当时的阅读中从20年代的维也纳学派一下子跳到了70年代的美国哲学，这个时间跨度似乎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哲学问题无论出现于何时，都有着它自身的逻辑延续，而后来出现的哲学问题并不一定比之前的哲学问题更为重要。因为哲学问题的重要性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判断的，而是根据问题本身的逻辑。

　　叶先生对哲学问题本身的逻辑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哲学界一直对叶先生在文章中大量使用引号有一些看法。殊不知，叶先生的做法其实就是在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哲学概念使用的逻辑追问。无论是对通用的哲学概念，还是对日常使用的具体语词，在我看来，叶先生都试图用引号去引起读者对这些概念和语词背后意义的关注。他是想要摆脱语言的语词限制，通过语词去探究背后的思想根源。他深深地知道，语言是我们在表达思想时无法跨越的鸿沟，或者说是我们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但他想用引号表明他要表达的思想是在语词之外的，或者是借用语词去表达在他看来更深的含义。从他最初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文章《意义世界的埋葬》到他具有深远影响的《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我看到的恰好不是“引号的滥用”，而是思想在语词间的舞蹈，是历史在现实中的碰撞，也是诗性在想象中的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