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中，审读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陈鸣树先生纪念集》初排稿。不觉间，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两年了。从1991年9月到先生门下，跟随先生二十多年,点点滴滴，那些光影的碎片与留痕，在记忆中淘洗，都历历在目。

　　先生晚年，是寂寞的。一双儿女旅居日本，病痛让他无法写作、绘画和他酷爱的冬泳，也使他无法参加各类学术活动。我毕业后在先生推荐下，到了同济大学工作，住在同济新村，后来搬到黄兴公园旁，到先生家都是很方便的事。除了节假日，有时课后、下班回家途中就拐到先生国福路33号复旦第十二宿舍的住所。

　　2010春节后，我调上海戏剧学院工作，看望先生的次数就少了。有时师母电话来，我会安排时间，在他的书房里，与先生聊天、话家常，师母是一口地道的我连猜带问才能懂的上海话，先生则是带有苏州味的普通话，有时问一问他的健康、生活，谈一谈他仍旧关心的学界，天南海北，漫无目的，但大部分时间，我是陪他在他那间朝南的书房里，坐着，有时甚至相对无言。

　　在先生二十多个硕士和博士生中，我不像其他几位与先生有很深的交流，比如上海财大的裴毅然教授，先生就经常与他谈论生死，甚至谈到身后冰葬这样的富有浪漫想象的话题。裴教授曾生动地与我描述过他与先生关于这段人生未来的对话，竟然还以此为原型写过一篇小说公开发表了；比如在同济大学的孙遇春教授，先生逝世后他竟然告诉我们先生晚年皈依了基督教，这让师兄弟们都很吃惊。

　　记得还是1990年初冬，那时我在杭州大学跟随郑择魁教授攻读硕士学位，准备报考博士研究生。恰好全国现代文学会议在杭州召开，郑先生说复旦大学陈鸣树教授作为新任博导次年要首次招生，不妨趁会议期间拜访一下。

　　初见陈先生，他身着笔挺考究的黑呢子大衣，一脸严肃，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没有发表任何倾向性的意见，我自己感觉这就是一次报考前的失败面试吧，显然对报考复旦就没有了信心。但有一件事却清晰地记得，谈话结束时他问我附近有没有可以冬泳的地方？我当时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年届六十的先生竟然有这样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爱好。所以后来到复旦，对先生的冬泳以及因为冬泳引出的诸多话题我就毫不奇怪了。

　　本来是要放弃报考复旦的，没想到春节后竟意外收到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中他鼓励我报考，并热情邀请我有时间到复旦面谈一次。接下来我就有了平生第一次上海之行，而且在他复旦第三宿舍共进午餐，记得还吃了一块那时在食堂要抢才能吃到的大排；在那样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因为其他原因，虽然心情和人生皆处于低潮，但有了上海之行的鼓舞，认真的备考对我还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进了复旦，才慢慢知道导师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慢慢知道先生以一个自学成才的外来户在中文系的微妙处境。陈先生特别强调对近现代以来的旧期刊的阅读，我还参加了他为上海教育出版社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的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先生为了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稿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作资料积累和准备。那时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文艺学方法概论》，当时，我还有所不解，谁都知道鲁迅研究是一门显学，那时他已经取得了在鲁研界代表性的地位，而且正处于人生的盛年，本应在这个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但先生却选择了文艺学方法研究和撰写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宏大抱负，而我对当时时髦的文艺学方法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也不完全认同。现在想来，先生对自己当年的学术其实是有一个宏伟的系统的计划：文艺学方法研究，对他来说其实不是目的，他绝非有主动跨界文艺学的欲望，其实是一个理论上的重要武装，鲁迅研究和文学大典的编撰是史料上的积极准备。记得看过一份他拟定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大纲，相信如果当年先生不是因为病痛，这著作一定是别开生面、开创新境界的。这是先生一生学术的大遗憾，可以想见，晚年的先生在与病痛作斗争的时候，会有多少无奈和遗憾，壮志难酬的滋味我们无法体会，因为他已经在资源方面作好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