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打误撞考取北大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是我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当时，靠突击背诵词条及几分小智慧而侥幸过关的我，入学后才意识到，词条背后所依托的宏富史料，竟几乎一篇未读。在导师袁良义先生的指导下，我按照他为我开列的“必读书目”逐一恶补，得以渐窥门径。

　　良义先生祖籍安徽宣城，受桐城古文派熏染至深，以“独立思考、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客观公允”为训，授我以治学之基、撰文之道。先生曾对我说：“史学属于科学，而文学属于艺术，二者尽管有联系，但绝不可混为一谈。既然投身史学，自当循规蹈矩。尽量运用中性词句，行文以平实、精准为上，感情色彩应降至最低。尤不可轻发妄议，以论代史。”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硕士论文《清代庶吉士制度研究》，共计三万余言，后发表于《燕京学报》新十八期，成为立身之作。

　　然而，我原本最喜古诗词，亦偏爱韵文骈赋，并对正史鼻祖司马迁老前辈的《史记》笔法心仪神往。尽管当时谨遵师命、亦步亦趋，然自忖有些文采，辄思“拽文”，却不能尽兴。不免常生压抑之感，心戚戚焉。

　　读博期间，忝列钟翰先生门下，终于时来运转。先生治学一大特色，乃秉承其先师邓之诚（文如）先生家法，对字工夫要求甚严，注重行文质量，结构严整，字斟句酌，绝不止于文从句顺，而是崇尚行云流水。钟翰先生得邓师真传，将其总结归纳为：“采文言句式，而慎用之、乎、者、也；史料力求准确可靠，立论力求精当公允，行文力求洗练流畅，结构力求紧凑合理；不用乖僻字，不引艰深典，不坠无谓谈，不惜文章短。”先生嘱我精读邓师祖所撰《古董琐记》《中华二千年史》等经典，并鼓励我说：“他年尔若能得文如师文笔之半，即可纵横天下，卓然成家。”

　　谈及白话文体，先生在肯定其为当今潮流的同时，曾批评道：满纸“的”、“了”，实令人不忍卒读。先生要求，写文章要有炼句意识，逐字敲打，平仄亦当考虑，读之琅琅上口的原因，殆乎此也。对文章节奏的掌握，先生认为以四字句为基干最为恰当，但应适当变通，以免生硬刻板；要兼用三字、五字者，六七字一句偶尔也可用之，再长则不美，一般不宜超过十字，因长句会使读者有喘不过气之感。先生援引桐城三祖姚鼐所提倡的“义理、考据、词章”等三方面为标准，并以当今学术话语予以阐释，认为义理为思想性，即构筑理论之框架，属于哲学层面之精神关怀；考据即学术性，乃取舍史料之方法，属于史学层面之学术功力；词章即可读性，即结句行文之风格，属于文学层面之造诣水平。故而就现代史学而言，根基不仅在史料之考据，哲学层面之义理当居首位，而文学层面之词章亦必不可少。

　　最为庆幸者，先生对我“拽文”之好十分赞赏。他重申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遗训，强调学者若思自立于学林，就一定要逐步形成自己的行文风格与特色，并长期为我的习作修改润正，授以诀窍与机宜，使我登堂入室，渐有心得。同时，先生也强调：“史笔必以平实准确为前提，须在严谨精练的基础上再融入文采，且一定要发挥有致，否则难免过犹不及，以末伤本，反招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