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悦然前辈女生那里，出走似乎都与宏大叙事的主题有关，因为这种宏大的理由，她们的出走具备了政治上的正确性以及行为上的合法性。而在张悦然这里，所有的出走都没有了宏大理由，甚至于很难找到一个具备合法性的理由。在貌似无需出走的荒谬出走中，张悦然们实际上撕开了一个个沉默的青春伤口。

　　《茧》体现出了一代人对中国传统世俗伦理正义和道德情感价值简单化的理解。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个人化、自我甚至于自恋是生存的常态。他们以这种个人化的视角去打量自己的父辈和祖辈，从而在单一维度的价值判断中想象祖辈和父辈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叙事模式中，祖父辈的历史在单向度行进的同时，又充满着价值、伦理和道德上的简陋和卑微。”

　　青春必须终结，如何进入成年？

　　青春以亚文化的名义解构成人世界板结的情感、伦理乃至价值观念，此时，断裂成为某种催化剂，它让成长小说在私密的个人倾诉中抵达一代人整体性的青春记忆，由此个体经验在成长叙事中获得某种穿越现实生存的艺术质感。“80后”青春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从而他们写作的社会文化意义远远大于文学作品自身的意义。

　　然而“80后”毕竟要长大，具体到张悦然来说，她笔下的文艺范女生最终要成长乃至成熟。青春成长叙事终结之后，如何更深地进入文学？这成为包括张悦然在内的一代青年作家的集体焦虑。这种焦虑也可以叫做写作合法性确立的焦虑——青春的任性而为必须终结，如何进入成年？自己的成年礼以何种文学方式完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茧》是张悦然的文学成年礼。成年礼形式上的意义往往大于实质的内容，自我的镜像依然是成年礼的重心和焦点。《茧》延续了张悦然一贯的写作路径：精致绵密的文字叙述中，行走着城市物质主义豢养的青年男女，他们游走在个体生活与情感的镜像中，纠结、挣扎亦或疼痛。这部长篇试图处理自我经验与家族记忆、个体镜像与群体生活、现实生存与历史臆想之间的关系。小说反映了李佳栖一代青年对于传统伦理、价值和情感的漠然与断裂，呈现出个体的价值碎片和伦理创伤。

　　谈论《茧》之前，先回顾一下中国城市少女形象的文学表达。近半个世纪以来，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当代主流文学对于少女的理解仍然是东方传统社会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青春万岁》中的杨蔷云，70年代《班主任》中的谢惠敏、王安忆《雨，沙沙沙》中的少女， 80年代《红衣少女》中的安然……少女的无知、单纯、幼稚、美丽和纯情等，都是社会对于少女品质和特征的界定。对于少女本身精神和身体的成长，缺乏主体性的认知。90年代林白的女性独白，在一定层面上还原了女性身体欲望的表达，同时又在另一个维度上让女性和同时代的欲望话语纠缠不清。近30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城市生活调教出了许多大小公主，从幼儿画刊开始，就有《小公主》这样的刊物。少女的体验不再是传统社会中怀春少女的懵懂无知和纯洁天真，透过物质生存的面纱，少女们很早就知道了物质与精神双重的人生命题，要美丽、要气质，更要在丰盈的物质主义中保留青春的气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批青春文学作者，他们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现代教育体制、西方经典童话、动漫和文学作品的影响，作品中少女的形象已经和传统少女大相径庭。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文化情境中，贵族和精英意识早已被铜臭味洗涤殆尽，充斥着暴发户和商人的蝇营狗苟。在物质生存方面，所谓的小公主都是人为制造出来迷惑平民父母和子女的一味幻药，大多数女孩在得到一个或多个戴着王冠的芭比娃娃之后，就会幻想着自己粉色的公主梦，而实际上，在巨大的物质主义的运行机制下，面色苍白的城市女孩更多的是像《红舞鞋》中的嘉伦一样，只不过穿上了一双红舞鞋，就开始了自己对于公主梦的盲目追求罢了。

　　当下城市生活豢养出了少女对于物质天然的亲近和沉溺，同时，这种沉溺往往在青春期以艺术的形式和名义，存在于青年亚文化氛围中。所有的女孩都像嘉仑一样希望自己能够穿上一双红舞鞋，跳着优美的舞步……以及拥有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属于公主的浪漫。然而，实践这种艺术范文艺女生的过程，就是一次次从日常生存中的出走。在一次次出走的过程中，少女对于自己沉溺于红舞鞋的行为逐渐张皇失措，逐步发现这种脱离日常的沉溺所带来的漂浮感、失重感以及一无所依的丢失感。最能体现这种文本特征的是张悦然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这个集子也是至今最能体现张悦然才华的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