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先生谢世了，享年93岁。回首半个世纪的往事，难免神伤。我是冯先生的晚辈，因为当年同住张自忠路三号（原铁狮子胡同一号）的缘故，于是，“近水楼台”，从少年时代开始，冯先生于我就有了一份照顾之恩。

　　我家就是种田的

　　铁狮子胡同一号，简称铁一号，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处教职工宿舍，也是我生长的地方。当年，身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冯先生常常在报刊发表评论文章，戏曲、话剧、电影、古典文学，涉及广泛，名声在外，陆定一赏识冯先生，郭沫若与他也有交往。冯先生曾送我一部《春草集》，其中汇集的都是冯先生过去的艺术评论，以戏评为主。我不知翻了多少次，想学学冯先生的手笔。

　　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普遍被认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冯先生当着我的面与我父亲发牢骚：我家就是种田的，从小下田，白天干农活，晚上在油灯下读书。耕读是中国人的传统，知识分子多数都来自农村，谁说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耕读这个词，我是从冯先生那里第一次听说。

　　在铁一号大院里经常会遇见冯先生，他总是亲切地叫我去他家玩。我父亲有一个阶段曾经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采编组。采编组都是些精通多国语言的老先生，窝在图书馆里，双臂戴个套袖，整天钻进书堆编目，而我父亲是唯一的壮劳力，蹬着自行车，负责四下采购各种图书。借助这种便利，我也常常拿着北师大图书馆的介绍信，跑到位于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内部服务部看书、买书。线装书《于湖居士文集》《韩昌黎集》《苏东坡集》《经籍纂诂》《经传释词》等等，都是我在那时积攒的，最便宜的也就5毛钱。我买到古籍后，肯定会去冯先生那里请教。他左右开弓，旁征博引，向我传授阅读的入门知识和相关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