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由于对传播媒介的天然依赖，栖息于不同媒介的小说叙事呈现出各异其趣的艺术风貌。媒介变革成为小说叙事转变的重要动因与推力。 

　　从媒介学的角度，研究不同媒介制约下的小说叙事，以及伴随媒介变革而导致的小说叙事的演化，这对中国小说叙事学的研究来说，不失为一条富有启发性的思路。早在1906年，便有人从媒介变迁的角度，将中国小说的演进划分为“口耳小说”、“竹简小说”、“布帛小说”、“誊写小说”和“梨枣小说”五个时代（陆绍明《〈月月小说〉发刊词》）。清末民初，报刊兴起，“手报纸而读之，除芜杂猥屑之记事外，皆小说及游戏文也”（梁启超《告小说家》），由此，中国小说进入了“报刊小说”的时代。逮至网络社会，网络小说又应运而生。那么，不同媒介对小说叙事会产生怎样的制约？媒介的变革对小说叙事的演进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颇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纸张的发明为小说释放更多叙事空间

　　当古人以甲骨、金石、竹帛作为书写介质时，由于受书写材料与刻写方式的限制，写作只能选取最重要的事件，采用最精简的文句。小说乃“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不可能寄身于甲骨、金石，即便书之于竹简，由于“嫌贵而简重”，只能选择“可观之辞”，写成尺寸短书，其文体亦无独立性可言，常附丽于子、史之中，或记言，或叙事，其内容则多与占卜、祭祀及史事轶闻有关，如被视为中国小说之祖的《汲冢琐语》与《山海经》等。纸张发明后，作为一种更为简便的书写介质，逐渐取代了竹帛，为小说释放了更多的叙事空间，因此，小说题材得以拓展，叙事技艺日渐丰富，篇幅、数量普遍增加。此时出现了志怪小说如《搜神记》、《幽明录》，杂传小说如《燕丹子》、《赵飞燕外传》，杂事小说如《西京杂记》、殷芸的《小说》，志人小说如《世说新语》等。其叙事的完整性、曲折性、传奇性，以及虚构想象的审美意识与“游心寓目”的娱乐功能等，皆有所加强。至唐代，政治开明、经济文化繁荣，造纸业兴旺发达（彼时，造纸作坊多、规模大、分布广，纸张品种丰富），为小说的生产与传播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因此，小说创作又进一步传奇化，“施之藻绘，扩其波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致其所叙“小小情事，凄惋欲绝”（宋洪迈《唐人说荟凡例》）。《太平广记》收录宋以前小说七千余篇，数量如此繁多，若施之于竹帛，简直无法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