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98岁的理论家钱谷融先生来京参加第九次作代会，29日一早，我们按约定好的时间到钱先生住处采访，没想到老人已经收拾停当，在学生杨扬的陪同下专门等候。师生二人都是本次作代会的代表，28日乘高铁一同来京。

　　钱先生兴致很高，到京的当晚，就参加了学生格非组织的师生欢聚，不同时期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已经慢慢衍生出一个精神上、学术上的大家庭。这是另一种血缘。作为“家长”，钱先生从来不厌其烦，乐于接受大家的探访、邀请，哪怕学生带陌生朋友来，钱先生一律欢迎，绝少拒客。“有人来看我，我很高兴，不会觉得累。现在高铁6个小时就到了，比以前快多了。”钱先生感觉到我们打扰的歉意，反倒宽慰我们，热情招呼拍照的年轻记者就座，怕她受累。

　　早年丰腴的脸颊渐显清矍，但那顶标志性的八角帽，澄澈开怀的笑容，恬淡从容的言谈，一如往昔，让人在匆匆的时光中感觉到安慰、安稳。

　　感受到我们国家的兴旺发达

　　得知自己是本届作代会上到会代表中年龄最大的，钱先生笑着说：“马识途比我大，可惜这次他没来。”

　　从1979年第三次全国作代会算起，这已经是钱谷融先生第六次参加作代会了。毕竟上了年岁，最后一次出国的时间、近期来北京的时间，钱先生都记不清楚了，但是，他却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缺席了第八次作代会，因为腰痛行动不便。谈到对历次作代会的感受，钱先生说首先是感受到了我们国家的兴旺发达。

　　钱先生很愿意外出，感受一下生活的变化。大多时候，他是通过读书看报看电视来了解外界。“看上海的报刊比较多，毕竟是身边的事嘛；电视主要看戏曲频道。”看到桌上有刚刚送到的《文艺报》，我问钱先生中国作协为会员订阅的《文艺报》能否如期送到家里，没想到，钱先生对《文艺报》还存在一份特殊的感念。“1979年作代会前，是《文艺报》先叫我来北京参加一个会，算是首先给我恢复了名誉。”钱先生多次对人提起此事。曾在《文艺报》工作过的学者刘锡诚告诉记者，钱先生所说，是1979年3月16日至23日，《文艺报》在向阳招待所（今崇文门饭店）召开“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钱先生在会上作了发言。这年年底，第三次作代会召开，钱先生第一次当选为代表，印象尤其深刻，对他来说，那是让他周身松快，感觉到春天来临的大会。

　　虽然舟车劳顿，但钱先生非常乐于参会，“在这里见到好多老朋友，认识新的朋友，很高兴。”

　　钱先生喜欢和年轻人一起，作代会上年轻的面孔，到家里来的年轻人，都让钱先生感觉到一种美好的鲜活的气息，“通过这些年轻人，我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这些年轻人带来的新鲜消息，谈论的新鲜话题，是书报之外钱先生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参加作代会，对他来说就是与年轻人的相会，“和年轻人在一起很开心”。钱先生也为现在的作家和研究者能有这样好的创作环境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