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乡村邮递员，衔着我的好消息，经十三公里乡村机耕道向我扑来的绿雁。我叫他吴老师，他叫我小罗。自从我开始热衷于把稿件拜寄给远方，美美的期待就鹄望于每一天，思绪随着吴老师的来去而起落如潮。

　　我多么欢喜看到邮车轮毂翻飞的样子，多么欢喜听到“报纸哦——书信——来了哦！”这叫卖似的吆喝时常激起我的喜悦，也曾落下无所得的黯然。这种情绪也辐射着吴老师，当我有信件的时候，他就会一脸笑容地向我走来，一边拂开额头上稀疏的白发，一边掏出信件，两手端举，奉在我手中。他不说过多的话，只是呵呵笑着。然后驾起他皮色斑驳、叮当嘶鸣的老铁马，举起的左手向后摇摇，是向我作别，更是策马奔驰……

　　然而近年来，我总把这份期望重重地压在心底——吴老师不利落了，来去不再准时。人们说他打零工摔断了三根肋骨，我说他不是有工资吗？人们摆摆手，用嘴角抿着轻笑。每每想打个电话问问，问问他的身体，更问问我的信件，但终以叹息之声作罢。我知道我无法再期待这个报喜者，原本的喜悦一旦被时间长期过滤，也变得犹如嚼蜡。我甚至想过行使追究的权利，叫吴老师吃亏，叫这匹墨绿的驽马没过冬草吃，可是晓得个中情由的人又摆摆手，仍然用嘴角抿着轻笑。

　　我知道的是，吴老师本是小村庄的代课老师，过着半工半农的营生，一干就是十年。四十岁的时候被聘请到乡镇工作，然而人算莫如天算，十五年后因文化年龄等原因遭到清退，领了不过万元的一次性补偿金，走了，带走了委屈和无奈，回到邻居的冷言冷语之中。雪上加霜的是，吴老师有一个弱智多病的妻子，还有一双七十多岁的老父母，膝下又没有子女。想到他这样的家境，我也便不再忍心追究了——但凭他现在的情况，恐怕在这一行也干不久了。

　　我是分毫不指望他了。怪就怪自己没能耐，十几年了还窝在深山野地，就算是报上的新闻，也是过了几门子山的明日黄花。进一趟城市就得耗掉一小时之多。然而这种牢骚发来无用，平添不快而已……

　　恍惚间，好像看到了吴老师的样子——“小罗，你的信，好像是一本大大的书。”没有吴老师那熟悉的呵呵声陪衬，我觉得是做梦。“小罗——”这声音十分微弱，在我耳边徘徊，又忽隐忽现。他双手端举着一个信包。他头发花白而稀疏，他的头很小，整个就像一个倒扣的白色斗碗，颧骨尖耸，眼睛眍，这是斗碗上不可修补的缺口。

　　“吴老师——”

　　“小罗——”

　　有一瞬间，我几乎忘了那个我日夜挂惦的信包。现在我接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