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经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至秦汉时期逐渐趋于融合。《淮南子》是先秦子学到两汉经学转折点上的巨著，上承诸子，下启经学，在各种问题上试图兼容诸子百家之长，综合而成“帝王南面之术”。其人性论是对诸子百家的继承，而主要是儒、道两家，两家人性论既有冲突，也有交融。《淮南子》试图站在道家立场上，对两家人性论进行贯通与融合。

　　在人性本质上，儒家以善恶论人性：孟子主“性善论”，荀子主“性恶论”。道家倡人性本真说，《老子》第二十一章论道之“真”：“道之为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道之真落实到人心就是人性之真，第五十五章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推崇赤子是因为赤子的性真。《庄子》更是提出“真人”这一道家的理想人格。《淮南子》既有道家的人性本真说，又有儒家的“民性善”论。如《淮南子》多次提及“抱素反真”（《齐俗训》）、“全性保真”（《泛论训》）、“块然保真”（《主术训》），并对“真人”作解释“所谓真人者也，性合于道也”（《精神训》），这是对老庄人性论的继承。但《本经训》又说：“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泰族训》亦曰：“人之性有仁义之资。”与孟子性善说相近。《淮南子》在借用儒家“性善”概念的同时，却作了道家的解释：“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也。所谓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泛论训》）把静而无为、循性保真称为“善”，把躁而多欲、越城逾险等大盗乱臣行为称为“不善”。儒家的形式下填充的是道家的内容，显示了《淮南子》以道融儒的痕迹。同时，《淮南子》又持“人性不等”和“人性可塑”论。如《修务训》说善如尧、舜、文王者不须教，恶如丹朱、商均者不可教，中人之性必须经过教化，才能在智慧和道德上趋于完善。此说与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基本相同，是对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说”、周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说”等先秦人性论的调和。

　　在如何养性上，《淮南子》也体现了儒道兼容的特点：一、《淮南子》认为养性的前提是“知道”。《天文训》认为，道是天地、万物与人的本源，人是由“道”经“气”这一环节化生而成的。因为人性归根到底来自道性，所以只有了解了道性，才有利于从根本上养性。二、《淮南子》认识到养生与养性之间的关系。《淮南子》继承了道家的养生观念，重视人的生命保养，认为人性是存在于人生命本身的，人的生命包含形、神、气三要素，正确处理好形、神、气三者之间的关系，养好生命，才能谈得上主动养性。三、既提倡原心反性，又注重后天教化。孟子、庄子主张在“心”上做功夫，荀子则主张向外界学习。《淮南子》在综合老、庄、孟、荀等诸子的基础上，既重视内求式的“原心反性”“慎独”，也没有否定社会环境对人性的正面影响。在主张持守先天本真之性的同时，更寻求后天教化对人性的完善。四、既重体道抱德，又重礼乐法度对人性的规范作用。礼乐法度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创立的社会规范，它们与人性的关系如何，《淮南子》有前后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礼乐法度不但无助于人保持自然纯朴的本性，而且是人性失真成伪的祸因，是对人性的钳制和戕害。如《本经训》曰：“立仁义，修礼乐，则德迁而为伪矣。”另一种观点认为礼乐法度的产生本于人的自然之性，又使人性得到完善和规范化。如《泰族训》说：“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淮南子》虽然承认了礼乐法度存在的合理性，但并非站在了儒法立场上去了，它承认礼法制度的前提是以道为本，即《俶真训》所说：“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