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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明浩,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为了更好地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经验,检视七十年来中国文论的探索成果,2019年10月19—20日,“‘中国文论七十年经验总结与反思’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六届年会”在湖南湘潭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湘潭大学主办,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一百五十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二百余名学者与会。与会代表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历程与当代发展”“中国传统文论精华的吸收与创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与建设”“西方文论的借鉴与反思”“中外文论关键词比较”等五个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深入的探讨。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
进一步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丁国旗研究员提出,长期以来,学界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认识与理解,即所谓“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片面的,至少是不完整的,应回到讲话的文本与语境中全面阐释延安文艺批评观。湖南师范大学赵炎秋教授追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过程中“人民”内涵的变化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对“人民”概念的界定呈现不同内涵,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有不同影响。湘潭大学季水河教授从话语模式转换角度对新中国七十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进行考察,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共有三种话语模式:“政治主导型”话语模式、“学术强化型”话语模式与“交往对话型”话语模式,它们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语境及面临的国际环境密切勾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张跣教授提出,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既在经济学、哲学领域影响深远,又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文学、美学与社会学研究,甚至全面渗透到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认知与理解中。南昌大学杜吉刚教授认为,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号召在文艺领域的回应,有其相对独立性。阜阳师范大学郭世轩教授认为,体认性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维度,以此为参照,可以将西方文论资源、中国古代文论资源为构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所用。山西大同大学凌建英教授试图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并赋予其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商洛学院张文诺教授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文学建构源于1979年邓小平发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它为人民文学的发展破除了藩篱,并从三个向度建构人民文学,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西北师范大学徐晓军副教授讨论了萨义德世俗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取径,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萨义德学术研究的隐线,集中体现在他对于文本与现实世界关系的认知。首都师范大学李圣传副教授梳理了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系列讲话中所形成的文艺思想,并归纳其不同阶段的文艺观点及时代特色,对其在新中国前三十年文艺理论建设的意义价值进行了总结。
二、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
七十年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演进与发展既有总结的必要,亦是前瞻的基础。深圳大学高建平教授概括、提炼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建设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三个话题,即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所接受的不同层次的资源、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循环、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关系的变化,通过钩沉三大话题可以见出七十年中国文论的演进轨迹,并可由此预测中国文论的未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方喜研究员认为,人工智能已经开启了文艺的“机械原创”时代,这为中国文学理论自主创新提供了全新机遇与实践基础,通过科学、全面认知人工智能,可以更新文论观念并重构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江西师范大学赖大仁教授聚焦当代学术史研究问题,讨论了一般学术史的基本原则与要求及其与学科发展史的区别,阐述了一般学术史与当代中国文论学科的结合问题。江苏师范大学徐放鸣教授考察了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与国家形象构建问题,提出努力构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是当代中国文艺的重要使命。上海大学曾军教授将七十年中国文论演变纳入古今中外的理论视野进行考察,将当代中国文论划分为“新中国文论”“新时期文论”和“新世纪文论”,并对不同阶段文论话语形成、转型和发展的演变轨迹进行了爬梳与定位。山东大学泓峻教授以新时期“意识流文学”论争为切入点,考察其对批评话语转型的贡献,认为在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交织中,政治话语被学术话语置换,这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术意识的回归与学术身份的确立有重要贡献。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卓今研究员认为,公共理性广泛存在于阐释者的精神世界中,阐释行为由此成为具有公共理性的阐释,阐释者同时也参与审美建构,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实践呈现了公共阐释与审美建构间的互动。湘潭大学罗如春教授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人文化身份认同的时代变迁,指出其经历了一个从认同危机、西化想象到自我身份认同建构,最后初步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过程。贵州财经大学周兴杰教授认为,“生活”是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维度,且与“美是生活”的讨论相伴随,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实则限定了“生活”的内涵,在新时代美学研究中,应揭示“美好生活”的内涵,回应“美学何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意娜副研究员回顾、总结了四十年来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探索的问题域,阐明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设的五重进路,即壮大根基、构建民族文艺学的学科体系、美学价值关怀与探寻、方法论变革、民族文艺学发展的新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吴泽泉副教授认为,现代纯文学观念对20世纪早期文学史书写具有重要作用,对这一观念的接受过程折射出西方学术输入中国时与历史传统的结合,最终将走向本土化、中国化。
三、对西方文论的反思与借鉴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重要参照。扬州大学姚文放教授讨论了本雅明与布莱希特在戏剧理论方面“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认为本雅明一度成为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宣讲者、阐释者,强调技术手段与艺术手法的更新可以推动批评者参与现实。复旦大学陆扬教授通过回顾过去四十年间美国文学批评界围绕“理论”是是非非的纷争,认为文学理论的前途依旧光明,以乔纳森·卡勒为代表的学者高举理论大旗无疑是最好的例证。华南师范大学段吉方教授认为,形式与历史代表了当代美学的两种视角及理论展开方式,侧重形式本体研究在形式主义文论中有鲜明体现,注重历史因素则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中有所更新、发展,二者的分合使当代美学别具意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进教授认为,“狄尔泰鸿沟” 是二元对立模式的重要源头,并从模式、方法和结果三方面对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划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文论深受其影响,但当代文艺文化现实对其提出了挑战,跨越鸿沟成为当务之急。杭州师范大学单小曦教授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批评中的媒介生产思想,马克思主义文论将文艺生产视为人类社会媒介生产的重要内容,以媒介性文艺生产工具为中心的文艺生产力的发展推动文艺生产关系的变革,二者之间的矛盾须放入更为宏阔的语境下进行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孙士聪教授探究了魏玛共和与阿多诺美育思考之间的关联,认为阿多诺对伪教育的批判直接指向二战后美国对德国的改造,阿多诺关于文化工业的思考,也可以在魏玛时代大众文化中找到部分来源。西南大学张冰教授检视了西方文学批评中的著名学术公案——拉德福德关于虚构的悖论问题,即接受者对文学虚构的真实情感反应,认为其立论是否成立存疑,而人类对文学虚构的情感反应须从哲学、美学维度给出答案。浙江传媒学院杨向荣教授指出,当下的图文断裂叙事颠覆、解构了传统经验,如马格利特《形象的叛逆》便是如此,福柯对其图词间的复杂悖论关系及断裂叙事的话语隐喻进行了深入阐述,这为解读当下图文并置提供了新路径。湘潭大学刘中望教授比较了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媒介历史分期,指出二者都驳斥技术理性,皆有结构主义、动态发展和人文关怀色彩,但在研究内容、考察视角、学术方法、理论风格等方面则有显著不同。广州大学李茂增教授重释柏拉图驱逐诗人,指出柏拉图将诗人分为模仿诗人和具有哲学气质的诗人,其对诗人的批判仅针对模仿诗人,这种区分须结合柏拉图整体思想进行解释,集中体现在他对理念世界的追求。湘潭大学符继成教授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对温庭筠与韦庄的词风及其差异进行解读,认为二者在文本构成方式、抒情主体、叙事速度、地理空间等方面的差异,造就了温词如“画屏金鹧鸪”、韦词如“弦上黄莺语”的美学效果。中国艺术研究院宋蒙副研究员指出,伽达默尔承续海德格尔,反对古典阐释学的客观主义,将传统阐释学置于现象学本体论基础上进行重释,伽达默尔阐释学围绕游戏和时间展开,是对传统认识论的冲击,开创了现代阐释学。四川大学高树博副教授认为,扬·穆卡洛夫斯基以形式/结构/符号为中介探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命题——文学、美学与社会的历史和辩证关系,这为探索20世纪美学、文论思想间的复杂交汇、融合提供了极好的案例。浙江师范大学李震副教授认为,乔治·格雷西亚的文本理论关注文本内在的本体论逻辑与认识性逻辑,由此我们可以重审当代文学理论中关于“文本”概念的意义逻辑。
四、汲取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
中国古代文论不仅是数千年华夏文化的美学呈现,亦是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重要资源。华东师范大学朱志荣教授聚焦审美意象的研究方法问题,认为意象研究应继承传统资源以把握精神实质、借鉴西方理论方法以实现中西互参、面向当下美学实践,并由此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象美学思想体系。哈尔滨师范大学于茀教授认为,在中国美学传统中,并无类似亚里士多德的文学艺术真理观,中国古人更倾向于追求与天地精神往来、与宇宙声息共动、用有限的笔墨达于无限的形上境界。黑龙江大学韩伟教授考察了《周易》的义理阐发模式及对中国诗学阐释所产生的影响,体现在天、象、经、传的历史演进方式,及其所形成的以天人互感、拟象立意、义理注入为主的三种阐释模式。四川师范大学刘朝谦教授认为,扬雄的“童子论”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成为文学小技论的初始理论,其对赋文学的价值评判,以及对赋家身份的建构都是经学作为,其观点的提出及其巨大影响,导致从文学角度研究赋文学一直有所缺位。武汉大学高文强教授指出,受西方现代学科体制影响的古代文论现代研究,先天具有“理论预设”的根性,不可避免存在强制阐释现象,借鉴禅宗面对佛教类似问题的解答方法可对此作出尝试性解决。湖南大学刘涵之教授认为,《文心雕龙·知音》把文学鉴赏与批评“兼顾并论”,可将其与西方认知批评对接。湘潭大学雷磊教授考察了杨慎《送余学官归罗江》与《绵州巴歌》之间的渊源关系,杨慎对《绵州巴歌》既有传播与经典化之功,还以此为基础创作以《送余学官归罗江》为代表的歌谣体诗,开创了明代歌谣体诗的新境界。浙江外国语学院樊宝英教授聚焦刘勰、金圣叹“文心”观之比较,认为二者既存在明显的相近关系,亦有显著的差异性,这源于二人立论的哲学文化基础。赣南师范大学吴中胜教授认为,科学观念的引入促进了《文心雕龙》研究的兴盛,但也遮蔽了其诗性特征,当今时代的“龙学”研究,应跳出其限制,以更宏阔的文化视野进行审视。湖北民族大学张金梅教授通过对《诗大序》的文本细读,梳理了“风”的三种读音及其含义,《诗大序》借“风”丰富的美学内涵形成了关于诗之原、诗之体和诗之用的风喻批评,并最终演变为融审美、教化为一体的文学批评范式。湖南理工学院汤凌云教授从宏观层面讨论了唐宋儒学复兴对唐宋美学转型的重要意义,并试图探索其对当今建构美学和文论话语体系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中国矿业大学邓心强副教授通过对百年中国文论学科发展的回顾,梳理其中所蕴藏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通和契合的资源,并试图探讨依托传统文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可能性。
五、中外文论关键词的比较
关键词是构筑文论大厦的关键质素,关键词之比较最能见出中外文论之异同及内在机制。辽宁大学高楠教授认为,感受逻辑与语言逻辑有相似、相通性,但又彼此区别,中国文学批评受西方认知性语言逻辑的影响,压缩了在中国古代意象思维中占重要地位的感受逻辑的空间,当下文学批评应该努力防止二者失衡,实现彼此交融。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强调“间性”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认为间性研究应以中国的和合文化为参照,走向建立全球文化间性,并最终建立起全球文化的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上海大学刘旭光教授通过钩沉大量散见于中外文学理论著述中的文献,提出“审美”所具有的形而上样态:主体以其“真我”状态,通过“纯粹直观”,追寻“绝美”进而获得“纯乐”。深圳大学李健教授通过比较中西方文论与美学范畴之神思、想象来探究其隔与融,认为二者产生的文化语境决定其义理、内涵的天然之隔,但都系直觉思维,其展开均伴随情感,故二者又可融合、融通。山东大学洪树华教授通过考察中西方艺术思维中 “灵感”“应感”论的产生,认为二者作为对微妙艺术思维现象的表述,在主体指向与由“神力”凭附方面存在明显区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向荣教授认为,意境既是中国文论解读的起点也是归宿,随着西方文论概念进入中国,中西文论亟待建构具有共通性的解释路径与关键词。
本次年会在古今中外视域下对七十年中国文论经验展开全面总结与省思,无疑将对建立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产生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