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今天，互联网社会形态正在发生质的飞跃，中国社会结构也正在快速转型，由此进入社会治理的深刻变革期。针对网络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提出了愿同世界一道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促进开放共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与繁荣。可以说，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思想创新，不仅对于中国，甚至对于全球而言也具有重要意义。

　　要实现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共建、共治、共享，就应当首先厘清网络社会的本质内涵。Web2.0以来的网络社会，不能只视为在线社群，更不能误读为虚拟世界，而应该看作是人类社会基于计算机网络社会关系的总和。简言之，我们应该把网络社会定义为以互联网传播为背景的生活总体。就此而言，网络社会治理则是指对网络时代一切社会结构的治理。

　　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恰逢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流动加速，利益多元，一切都在网络上有所表现。网络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讨论其因果：

　　第一，就社会心态而言，部分网络阶层中存在着诸多消极心态。究其根本，是网民对法治不够健全、社会不够公平、生存不够安全等诸如此类社会问题的批评。因此，网络社会文本中不时呈现出国家社会对立、贫富对立、主流边缘对立，以及价值观对立、阶层间对立、社会思潮对立等一系列尖锐矛盾。

　　第二，就网络社会秩序而言，一方面，一些互联网企业和网络技术应用行业，社会责任缺失，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无视道德良知、侵害社会权益乃至违法违规行为屡见不鲜；另一方面，网络社会公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日益呈现观念分裂，为了实现自我强化，网络化民间社群的集群行动开始不断演化。网络传播中的阶层化与组织化的行为失范，进一步稀释了网络社会的秩序感和正义性，加剧了网络社会中紧张情绪和负面心态的形成。

　　第三，就吏治基础而言，一些地方部门的互联网管理能力薄弱，往往只有单调的禁制措施，而无智慧、缜密、系统的治理；一些领导干部治理观念落后，严重缺乏新媒介素养；媒体管理、文化管理和产业管理统筹协调力度不够，往往以运动化代替规范性；在很多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性不足。这些因素，减弱了网络社会管理的公信力，降低了网络共同治理的可能。

　　第四，就外部环境而言，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资本优势，把互联网作为推行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战略的工具。我们在全球网络信息世界里，隔膜多对接少、输入多输出少、应对多出击少，这三者交互影响的结果是，很难凭借简单的政策工具来驾驭国际政治竞争、民族文化博弈、全球意识形态纷争等。也因此，我们在国际网络社会体系中，一直遭受“文化帝国主义”压迫的危机。

　　笔者认为，在中国网络空间里，就国家和社会关系而言，其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三个反转”，即网络社会条件下身份政治的“主从反转”、“虚实反转”、“强弱反转”。这些反转，明显有别于传统政治视角。实际上，将传统政治的理论视角机械对应于网络时代，很可能会产生诸多前工业时代式的权力错觉，例如，认为国家强、社会弱；认为网络是虚拟的，不具备实际的力量；认为政府有国家机器可以倚恃，仅通过强力部门就能实现管理。

　　即使从全球视野来观察，国家、社会的主从格局也在互联网上发生着巨变。社会正在被重新发现、自我发现。这个新发现的社会，逐渐拥有了基于网络传播特征的权力内核、政治愿景、自我认同。国家与社会在互联网上力量格局的改变，导致了一种传统政治时代所没有的治理困境——“社交化政治动员”。在前网络时代，政治动员是属于国家层面的管理工具，在扩展国家权力、塑造政治认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社交媒体时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开始形成，社会力量在网络政治动员上拥有了更多的优势，而国家的政治动员能力反而在“草根权力”的戏谑调侃与集群抗议中逐渐衰减，此之谓主从反转。

　　互联网并不虚拟，它已经从人群、议题、事件上形成了现实社会的同步或异步对应，这种对应往往具有现象还原的意义。频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往往起于现实社会矛盾，其发展过程也往往交织着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互动。由于互联网赋予老百姓更多的表达机会，网络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展现普通民众真实的社会心态，更能反映其本质的政治诉求。在当下，网络社会空间里的现实性，往往能超越现实社会空间里的现实性，此之谓虚实反转。

　　网络社会文化，往往趋向于反抗性、非制度性及去中心化。社会转型期的结构变动频繁，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无法消解的结构性冲突，为所谓“政治怨恨”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此时，网络社会的出现又恰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因此，在网络社会冲突中，现实身份往往成为弱势的网络身份，而网民则因为其“人民”身份、规模优势，以及基于弥漫传播的聚集效应，建立起影响力、动员力十分可观的阵势，此之谓强弱反转。

　　就以上讨论而言，互联网上出现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并不在互联网上，而在社会现实之中，它们是社会意见症候群的投射。网络社会表现出来的宣泄与怒气，很大程度也是因为现实世界缺乏制度化的表达渠道，网民的意见不能够被倾听，诉求不能够被回应，才迁移至互联网。从治理的视角来看，只有理顺了社会的现实机制，保障公众畅达的言说途径、权益途径、治理参与途径及司法救济途径，互联网才不会只成为吸引眼球的话题引爆点。

　　因此，笔者认为，以下思想路径是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首先，网络传播维度的跃升，已触发政治学意义上大众时代的来临，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应该为正当的大众政治参与，提供明确的鼓励政策。其次，要在网络社会空间和现实社会空间同步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结合基层化的电子政务建设，以基层政治民主的系统改进，逐步凝聚国家意志与社会共识。最后，要充分发掘社会和传媒的政治智慧，为吸纳精英阶层意见提供优良的组织体系。

　　从更长远视野看，网络社会背景下的善治之本，还在于解决民生和民心问题，帮助广大民众切实实现由基本生存向有尊严的生活转型。因此，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政治创新的基础，就在于紧密联系我国转型发展中的现实冲突、现实关注，把网络治理思想的全面调整，视作现实社会治理变革的延伸。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网络社会治理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了许多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性的重要主张，形成了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一系列新理念和新思想。只有多元治理、协商共治、策略引导，才能形成网络时代的政治进步。与传统行政管理相比，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从对象主体到运作方式都更趋复杂，如若偏执于保守退缩，怯于进取探索，往往会导致“剪不断、理还乱”的结局。我们必须更新观念，才能为“新病”开出“新药”，才能建成名副其实的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也就意味着，网络社会治理应当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从虚拟走向现实，从孤立走向协同，从意识形态化走向务实发展化，通过不断凝聚网络社会力量，有效地反哺现实社会治理，并推动政治文明的演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