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后来人铺路”

　　任继愈先生把自己的生命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嫁接联系在一起。“文革”前，他曾是“右”的靶子。“文革”后，马克思主义似乎不时兴了，又有些人把他当成“左”的靶子。任何生态系统，总会不断出现生态要素的短缺或冗余，而两者之间必然存在一个中度，只有调节到中度状态，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不论不足还是冗余，即“右”或“左”的状态，都会像阵风一扫而过。任继愈先生忠诚于治学与做人的原则，沿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轨道，直道而行。他把一生贡献给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嫁接的学术事业。他在“过”（左）与“不及”（右）之间选择了中道。他用之于佛学研究，将外来的佛教理论与中土文化嫁接，阐明了禅宗。他用之于道教研究，阐明了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的本意，即非福亦非祸的弱势群体冀求生存的中道。他用之于儒教的研究，阐明了它的造神论趋向不可持续的非中之道。中道的力量就是“中流砥柱”。任先生常说，他是在“为后来人铺路”。他为此花了毕生精力，参与编写了大量丛书，写了一些文字，尤其论述儒教的文字，为国民脱愚尽了一份力量。他历尽坎坷，甘冒来自“左”“右”夹击的矢石，排除干扰，义无反顾，潜心治学，达到了无我的境界，表达了他作为一个爱国学者对国家的大爱，对学术事业的忠贞。

　　（任继愈先生之弟、中国工程院院士 任继周）

　　对人文社科人才要“放水养鱼”

　　任继愈先生是当代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史学家和图书馆学家，同时也是教育家，他对当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不在于领袖对他的高度评价，而在于他以自己的学术研究、学术思想、文化观念和文化实践，对当代社会的人文社会研究及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任先生有许多重要观点非常深刻：一是倡导百家争鸣。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最重要的一条是西南联大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作为推动力，再加上“百家争鸣”的优良学风。发展社会科学没有捷径可走，确保“百家争鸣”是唯一途径。二是人才成长要有足够的时间。研究社会现象要从认识社会开始，要有足够的时间，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实践上，而不是放在发表论文上。研究历史，要花更多时间接触、吃透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短期内可以放水养鱼，暂不捕捞，让这一学科领域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再向它要成果。现在从研究生入学时起，就鼓励多发表论文，而且要求发表在某种级别刊物上才算成绩。有的大学对教师也要求重视论文的数量及发表刊物的等级，无形中助长了学术界的浮躁风气。三是培养健全的人。科学精神、现代精神与人文精神一样，对于培养一个健全、完整的“人”意义重大。这是一条促进人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光明之路。四是人才培养不是蒸馒头。人的天性禀赋是不一样的，用一种模式培养人才，只会削足适履，造成南橘北枳的结果。

　　我们纪念任先生百年诞辰，要深入总结他的人文社会及文化思想，做好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促进当代文化的发展。

　　（国家图书馆原馆长 詹福瑞）

　　忠于自己的学术良心

　　任继愈先生60年间不断今译《老子》，体现了他不断追求真实的韧性学风，恢复了老子应有的历史地位及其为人类思维发展作出的伟大贡献，也纠正了西方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或思想浅显的偏见。

　　任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是对中国几代学人影响最深的著作之一，反映了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观以及哲学的认识论。其意义不只是其中承载的知识，更是它提供的哲学方法论。

　　冯友兰、吕澂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折服于唯物史观。任先生在他们中间的辈分最小，但关于中国佛教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就最大，是佛教研究上的创新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探索。

　　任先生之所以钟情和执著于批判神学与科学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与他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密切相关。

　　编纂《中华大藏经》，体现了任先生整理古籍的学术思想。从域外佛教之落地中华大地，到形成独特的汉文佛教而影响着周边国家，其中表现了中华文化无比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任先生言行一致，为学有风骨，做人有特操，不跟风，不趋时，不随钱转，不随权行，既坚守自己的政治理念，也忠于自己的学术良心，埋头苦干，任劳任怨。这是中国文人在特殊环境下最难得的精神和骨气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任继愈研究会会长 杜继文）

　　谆谆教诲 金针度人

　　任先生关心国家教育问题、民族问题，关注相关学科建设，重视培育新人，甚至对西夏研究这样的特殊学科也热情关注着。我至今记忆犹深，感佩不已。1987年，任先生曾写信鼓励我撰著《西夏佛教史略》，“《西夏佛教史略》急盼早日问世，补上学术界这一空白”。信中，先生当时对我这个佛学研究的新人鼓励有加，使我感到这位学术大家对青年学子的殷切期望和热心关怀。2001年，我建议《国家图书馆学刊》刊发“西夏研究专号”，任先生很支持，还提出具体指导意见，专号内含中、俄、日各国西夏学专家30篇佳作。任先生为专号亲笔题词“加强西夏研究，充实中华文化”，季羡林先生也欣然题词“加强西夏研究，扩大国学范围”。任先生还撰写前言指出：“过去由于资料不足，我们对西夏文化研究得很不够。现在地下文物不断出现，为我国西夏研究开拓了广泛前景。”又提到“早年王静如先生，对西夏研究有开创之功。现在有史金波同志带动了一批研究西夏的中青年学者，埋头钻研，成绩斐然”。我学的是西夏文史和中国民族史，专业偏窄，但都得到了任先生的关怀和帮助，这一方面说明任先生学识广博、深厚，另一方面表明先生关注很多领域的学科建设，关心后辈的成长。先生离我们而去，但先生等身的学术成果已成为社会和学术界的宝贵精神财富，先生优良的治学精神和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也已为后学竖起高山仰止的丰碑。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史金波）

　　使命感与责任感

　　任先生认为：经济建设的高潮必将带来文化与思想建设的高潮。目前我们正处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转折时期。21世纪将是经济有长足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民族大国取得成效的时期。他说，“我们继往，继的是五千年文明灿烂之往；我们开来，开的是五千年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未来。”并提出：“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是迎接21世纪，为创建新文化准备充足的思想资料。”所以，他主持了《中华大藏经》等多项大型文化工程。他说，准备资料就好比修高速公路，我们修了高速公路，就能让后人快速跑车。

　　先生任国图馆长，九十高龄，依然每周来馆两次。有一次我对他说：“您这么大年龄，当馆长也就是挂名，不要再管那些事了。”他回答：“如果国图失火了，我能说我是挂名馆长，不承担刑事责任？”

　　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民族文化始终自我赋予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先生精神永在。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方广锠）

　　牢记任先生对图书馆界的三个期待

　　任继愈先生是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学者。要继承任先生的遗志，就要读懂老人家对我们的期待。任先生对我们有哪些期待呢？归纳起来有三点。

　　重视典籍整理，任先生把保护、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看做是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毕生追求，先后组织并亲自主持了《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大型文化工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作出了卓越贡献；推广终身教育，任先生倡导并开创了国图“文津讲坛”，首场讲座就由他来主持。国图讲座不仅层次高、质量好，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图书馆界讲座事业的发展；发展数字服务，任先生重视数字图书馆项目，并积极推动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

　　任先生的这三个期待正是今天图书馆界面临的三个新课题。近年来在国家图书馆的引领下，我国图书馆界在典籍整理、终身教育和数字建设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都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一定不辜负任先生对我们的期望，为新一轮图书馆事业创新和转型而开拓进取、奋力拼搏，真正把图书馆事业办成任先生所期待的“常青的事业”。

　　（上海图书馆馆长 吴建中）

　　任继愈先生对我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来自于一篇文章的撰写。

　　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我在焦树安老师的指导下，用了几近半年的时间阅读了大量的史料文献，写成《清末民初中国出版物中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发表在《文献》杂志上。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后打电话给我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看了不少东西，以后就写这样的文章！他还说，写东西不能急，要有积累有思想才写。遵从先生的教诲，我的每篇文章无不是老老实实读经典看文献，认认真真总结业务实践提炼而成。

　　第二个影响是对我工作的指导。1995年6月，我调任报刊资料部副主任，离开内心设定的哲学文献研究专家的人生轨道，不免心生困惑。同任先生谈起，先生说，王阳明骑马打仗还能读书呢！不能集中读书，可以每天读几页，一年下来也能读几本书。关于人才培养，先生曾说：既要不断学习新知识，还要胸怀宽广；既要自己把工作做好，还要培养副职。工作中我逐渐领悟先生的深意，在自己主管的部门创建了“主任百日谈”的人才培养谈话制度，而先生可以每天读几页书的教导我也一直牢记在心，至今坚持不辍。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主任 卢海燕）

　　回忆任继愈先生两件事

　　任先生考虑问题，总是大处着眼，许多复杂问题，经先生点拨，就豁然开朗。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为编辑几部大型丛书争论激烈。我们在图书馆工作，夹在其中，左右为难。一次在走廊遇见先生，遂向先生倾诉烦恼。任先生说，不管谁做什么项目，都是文化建设。在文化事业上投资，总比盖洋房、买洋车强。先生强调，你不要管哪一边，只要是文化事业，都应该支持。先生的话，为我们正确处理各方矛盾指明了方向。做有利于文化建设的事情，这个原则，先生是一贯坚持的。

　　先生晚年，常有单位慕名来求题字。一次，一个外地文物保护专家想请任先生为他们新建的保护中心题词。任先生认真看了他们的资料，接受了请求。过后，任先生对我讲到他的想法，他说：“人家来求一个字，也不容易。我们这些人年纪大点，老家伙嘛，写几个字，不过是依仗我们年纪较高，有点地位，为大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人家不过是借用一下你的名声。”先生在这些问题上，站得更高、更洒脱。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李际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