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在创作作品时，通过线条的提按顿挫、起承转合，点画的粗细方圆、轻重快慢，结体的大小正侧、离合断续，墨色的枯湿浓淡、润燥虚实，章法的呼应顾盼、谋篇布局等，传达出类似音乐的审美感受，使作品跌宕起伏，赏心悦目。

　　长期以来，中国书法在西方人眼中一直保持着神秘感，西方人对此的认知与理解尚处于懵懂阶段，遑论对话。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缘由之一，是书法传播方式的浅表化和书法理论研究的自闭化。

　　对话缺失的尴尬现状

　　19世纪以来，中国书法逐渐脱离使用向纯艺术追求的方向发展。尽管中国书法有着古老而独特的审美文化系统，但现代美学意义上的中国书法研究却是晚近的事，大约始于20世纪。较之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频仍丰富的书法交流，中国书法理论与西方艺术理论之间的对话自近现代以来就始终处于一片空白状态。

　　20世纪初，梁启超、沈尹默、胡小石、邓以蛰、宗白华、朱光潜等受西方文艺思想影响的一批文艺理论家均曾涉足书法美学原理探颐。毫无疑问，列位先哲的研究均为从彼时被目为先进的西方文艺思想出发展开的。

　　及至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国内兴起了两场美学大讨论，立论依据与理论渊源分为苏联文艺理论和欧美文艺理论，前一场虽未触及书法领域，后一场却呼应了彼时如潮的“书法热”和书法美学论辩。

　　然而，由于书法强烈而独特的民族性，也由于仓促上阵所致的一些常识性、概念性、方向性错误，以及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整体移植、照搬照抄、生吞活剥的问题，更使得彼时对书法内涵、外延、本质的诸多界定往往未经严格厘定、不甚精审，出现了将书法简单地标签化界定为“形象艺术”“具象艺术”“抽象艺术”“符号艺术”“线条艺术”“再现艺术”“意象艺术”“造型艺术”“视觉艺术”“空间艺术”“美术”等对标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某类术语的表述，各自的理论建构或不无偏颇地呈现出貌似不可调和甚至势不两立的对立，或朴素粗暴地将对立观念机械并列而缺少有机系统的理性联系。可见，简单套用西方艺术理论诠释书法现象的做法在理论与实践两途遭遇尴尬，显然行不通。

　　有效对话的迫切需求

　　这一现状不仅影响了20世纪初诸位先哲在书法美学上理应达到的理论高度，也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有关书法艺术本质的探讨略显嘈杂与混沌，更使得之后多数文艺理论家干脆将这一重大问题束之高阁，以存而不论、避而不谈的“绕着走”的态度，客观上造成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迄今仍是一个孤悬的学界难题的事实，严重阻滞了中国书法会通西方艺术、走向世界的全球传播进程。今天的书法理论家与美学研究者们当以极大的学术勇气，自觉投身到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来，为探寻会通东西方艺术作出应有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