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一带一路”的壮丽实践正在全球60多个国家渐次拉开序幕，这不但以前所未有的幅员和深度展现了当代西部生活的多彩景观，而且为西部生活的国际化，为西部艺术与丝路艺术的接轨，为中国“西部电影”向国际“丝路电影”的提升、转型，提供了无比丰富、无比鲜活的现实生活和文化架构基础。它能够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高度重新开掘、体味西部的审美内蕴，使其发散出沉香木般的芳香。如何借“一带一路”之实践、之势头、之气场，重新思考、振兴“丝路-西部电影” ，已经是摆在中国影人面前一个迫切的任务。

　　毋庸讳言，当年长期局限于反思黄土地的西部电影，如今有点直不起腰来！这里所说的“西部电影” ，不独指“西影电影” ，而是指从西部精神坐标上反映西部生活的那种电影文化现象。

　　“西部电影”已碎片化

　　传统“西部电影”已经碎片化，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西部电影”种种内在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下电影创作依然有启发。“西部电影”曾经是中国电影公认的优秀品牌。在中国电影史上，以一种风格冠名的电影流派很少，上海“三十年代电影”是一个公认的流派，却并没有“京派电影”“海派电影”或“珠江电影”“长春电影”等从艺术风格上定位的称谓。但是“西部电影”这个流派在电影界站住了脚，获得过大量国际奖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影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第四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伊斯曼柯达奖，是吴天明导演的《没有航标的河流》 ，后来“西部电影”又拿下了像柏林和东京电影节这样的大电影节奖项。

　　“西部电影”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卓有成就的创作和制作群体，如吴天明、张艺谋、巩俐、姜文、顾长卫、何平、滕文骥、颜学恕、黄建新、冯小宁、田壮壮、周晓文、杨亚洲、宁静、戈治钧、岳红，以及编剧黄宗江、芦苇、李唯、杨争光等一长串闪光的名字。这个群体在一个时期营养了整个中国的电影。有一年，曾任西影老厂长的广电总局前副局长张培民说，西影集团每逢春节都要在北京举行西影老同志聚会，为什么不在西安在北京？因为在北京的西影人比在西安的多。有一大批西影的知名导演、编剧、演员、摄影，在北京及全国各地为中国电影事业作贡献。

　　“西部电影”涌现了一批知名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不但支撑了“西部电影”流派，甚至成为一个时期中国电影的知名品牌。如《黄土地》 《人生》 《红高粱》 《老井》 《秋菊打官司》 《美丽的大脚》《图雅的婚事》等。这一长串佳作名单，还能追溯到“文革”前的《农奴》 《五朵金花》 《阿诗玛》 《天山的红花》 。“西部电影”还有诸如西部电影集团、峨嵋电影集团和广西电影厂这样好几个创作、制作和营销基地。西影、峨影都拥有自己的电视频道。西安还有一条以西影命名的“西影路” 。近两年，西影又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经济后盾——陕西文化投资总公司。

　　所有这些，显示出“西部电影”的大轮廓，应该是一个非常坚实的影视地基，上面可以建起高楼大厦。

　　当然，这主要是历史。在第一代经典西部片之后，“西部电影”已经秋风萧瑟，我们还能在哪看到它的影子呢？只能在其遭遇的一次次碎片化中再见其光芒。比如它碎片化进了《东归的英雄传记》 《嘎达梅林》 《成吉思汗》等西部的史诗英雄片；碎片化进了《秋菊打官司》《一个不能少》 《美丽的大脚》等西部现实关怀片；碎片化进了《双旗镇刀客》《炮打双灯》 《英雄》等西部武打片；也碎片化进了《红河谷》 《黄河绝恋》等西部异域风情片；碎片化进了《孔繁森》 《一棵树》等西部楷模片；碎片化进了《站直了，别趴下》 《脸对脸，背靠背》等西部都市片……西部电影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思精神以及现实主义基础上的种种探索，也都已经碎片化，融进了新的创作实践。

　　“西部电影”为什么碎片化？那辉煌的一页为什么翻了过去？其实一个电影流派消失并非不得了的事，文艺史上消失的流派很多。艺术流派是特定社会时空、艺术时空和审美时空的产物，时空变了，特定流派的消失便和它的产生一样，带有某种必然性。只是我们应该看到“西部电影”被翻篇给予我们的两点启示。

　　其一，文化企业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艺术生产的行政化管理，是“西部电影”式微的重要原因。其二，市场经济下的资源性思维，也使“西部电影”裹足不前。

　　计划经济体制和艺术生产行政化管理在20多年前，本是电影界的普遍现象。“西部电影”的问题在于，它满足于影片对黄土地和农耕文明进行沉重的人文反思，但对于如何走出这沉重的荫蔽则思考不够、气力不足。尤其是忽略了将影片对传统的反思勇气和反思成果运用到文化企业管理的转轨、改革、提升上来，从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疾步走出传统文化的笼罩，让自己顺势成为电影市场和时代审美的弄潮儿。

　　本来，囊括了整整十二省、市、自治区的中国西部，远不仅仅是黄土地，还有海量的现实空间和文化空间、海量的创作题材供我们驰骋：多民族共居形成的绚丽多姿的生活风情、民间风习、精神风骨、性格风貌；广袤大地上的山脉、高原、沙漠、草原和江河湖海，储藏了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悬疑故事。但行政力量对文艺创作进行行政性区隔的老做派，却成了当年西部片停留于黄土地反思的一个潜在原因。在行政区隔观念的影响下，一度有人主张文艺主要应该反映（实际是宣传）好本地区，尽量少涉足别的省、区，这就极大局限了“西部电影”的视野，影响它真正走向西部乃至全国。行政管理的确是有疆域的，但文化本无疆域，市场本无疆域。弄不清楚这个界线，西部电影便常常局限在沉重的黄土地反思之中，最后把自己反思得直不起腰来。

　　文化资源是不可能由地域垄断的。有一年，我参与文化部全国舞台精品工程的评委会，去上海看他们创作的京剧《唐太宗与魏征》 ，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会见评委，当介绍到我是陕西来的，她热情地说：“肖老师我要专门跟你握个手。 ”为什么？她说《唐太宗与魏征》这个戏，题材发生在唐长安，导演陈薪伊是从西安调到全总文工团的，主演尚长荣是从陕西京剧院调到上海京剧院的，戏的素材、导演、主演都是陕西贡献的，因此要感谢你们。但最后它得的大奖，当然是属于上海的。这就说明文化资源不能地域垄断。美国都能拍“花木兰” ，拍“功夫熊猫” ！你不能尽好尽快地将资源转化成产品，让别人拿了去能怪谁？市场不相信眼泪。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艺术生产的思维不应依然是资源主体型，还是有什么艺术资源就做什么艺术产品。以资源为主体的企业思维和创作思维，一旦主宰了艺术生产和文化市场，是非常滞后的。一谈文化产业，就是打造周秦汉唐，开掘黄土地文化，岂不知它们只是艺术创作的潜在资源，并不是可以上市的产品。资源并没有形成艺术生产力，好作品、好产品、好品牌才是力量，才能在市场流通中产生增值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