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阳一，1950年生于日本东京，1979年东京都立大学文学硕士，现为神奈川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兼任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曾于1997-1999年任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会长，2011-2013年任神奈川大学外国语学部主任，2013-2016年任神奈川大学副校长。铃木先生致力于中国白话小说史、江南区域文化和风俗图画、近世日中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著有《小说的读法》(中文版，2002)，编著有《读中国的英雄豪杰：〈三国志演义〉到武侠小说》（2002）《话说金庸：中国武侠小说的魅力》（2003）等。

　　■受访人：【日】铃木阳一

　　■访问人：仝婉澄

　　“鲁迅让我喜欢上中国文学”

　　仝：铃木先生，您好。十分欢迎您这次来到中山大学。您是我一直关注的学者，据我所知，当您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对日本的传统艺术很感兴趣，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铃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家里娱乐的中心就是听广播。广播节目中非常受欢迎的就是“落语”。以后有机会在书场听落语，做了落语迷。落语是一个人表演，以扮演为主、叙事为辅，故事结构和情节都很复杂，有不少长篇，跟中国的评书比较接近。

　　仝：1969年,您入读东京都立大学时学习的专业是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吗？当时选择学习这个专业的同学多吗？

　　铃木：进入东京都立大学后先学习外语与教养科目，到二年级才开始选择专业。我尊敬鲁迅先生，爱读《野草》和《故事新编》，这促使我喜爱中国文学。当时选择汉语学习的人很少，选择中国文学研究的人在一般市民的眼中，是属于非常特殊的人。

　　仝：学习期间有没有遇到对您后来的学习或者研究帮助很大的老师呢？

　　铃木：本科生五年和研究生五年的时间里，我逐渐认知不少值得尊敬的老师。东京都立大学的教授有两位。一位是研究语言学的庆谷寿信教授，他教我对待学问的态度应该是严格的，而做学问的方法应该是严密的。同时，他还训练我阅读中国古典文献。还有一位是研究民间文学的村松一弥教授。他教我在解读中国古典文献的时候,除了传统的考证以外，还可以利用历史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新的方法。通过他的课，我知道学问能带来无价的喜悦。东京大学的田仲一成教授也是我的恩师。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我影响很大。

　　仝：1992年，您升任神奈川大学外国语学部的教授，随后您选择去杭州大学跟随徐朔方先生学习，其间有着什么样的机缘呢？

　　铃木：说来话长。神奈川大学1988年设立汉语系的时候，我们邀请了两位东京大学退休的知名教授。一位是任过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的尾上兼英教授。他调到神奈川大学以后，马上就兼任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他在北京认识了不少中国的年轻学者，对其中两位从杭州大学来的先生评价很高，一位是王勇先生，一位是王宝平先生。尾上兼英教授对我说：“新的汉语系需要跟中国的大学做学术交流，我推荐杭州大学。”所以，我于1993年至1994年间去杭州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访问交流。因为王勇教授推荐徐朔方先生，于是我请徐先生作为我的指导老师。

　　仝：听说您害怕跟徐先生一起散步，称跟徐先生经常一起散步的“西溪路到黄龙公园这一段路，是世界上教育最严厉的大学院”。是真的吗？

　　铃木：是的。徐先生散步的时候会谈到很多内容，但是因为他的方言和我的汉语水平,其中有不少内容我听不懂。他对学问非常严格，并且没有权威主义，尊重合理主义。他最擅长的研究方向是明代戏剧，而我研究戏剧到现在还不能脱离门外汉的水平。因此，实在很遗憾，我没能达到徐先生深奥学问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