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波丽娜·盖纳遭遇了一场写作危机，遂同丈夫一起，带上孩子，奔向北美，意图求得疏朗开阔之道。他们见了北美的26位作家，从莽莽森林奔向辽阔海洋，从黑奴庄园聊到卡特琳娜飓风，从儿童凌虐提及枪支管械,于是便有了《作家的北美》。

　　由作家采访作家，面对思想上的同行者和共鸣者，作家们往往会给出更加真挚细腻的答案。北美文学除了美国以外，也包括加拿大文学，所以这场文学盛宴显得更为诱人。尽管福克纳的余晖仍照耀着北美，但仍有许多作家脱颖而出：威廉·斯泰伦、尤多拉·韦尔蒂、弗兰纳丽·奥康纳、凯瑟琳·安·波特、玛格丽特·劳伦斯、爱丽丝·门罗等等。而《作家的北美》中受邀接受访谈的26位作家，既有为人熟知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理查德·福特，也有年纪轻轻就已崭露头角的迪奈·门格斯图、克雷格·戴维森等等。

　　盖纳的问题很多，有琐碎的重复，也有出其不意的发问；有精心准备的访谈，也有可遇不可求的会面。作为读者，最关心的大概就是作家们是如何成为了作家的。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作家们的职业生涯选择往往有天意注定的意味。即如约瑟夫·波登所说：“我从来没有真正地决定过，是写作选择了我。”约翰·毕盖奈还是个孩子时就渴望成为画家，为了参加阅读报告比赛所以画了39幅画，写了一个小段落，却因为最后的这个小段落拿了冠军，气得“眼泪都要哭干了”；上了中学后，因为上课无聊所以写诗，被老师抓到行政处，领导却对这些诗大加赞赏，寄去参加诗歌比赛又拿了奖，毕盖奈赶紧花钱收买学校报纸主编，千万不要透露“篮球队队长居然赢了一场诗歌比赛”！所以约翰·毕盖奈不无挪揄地自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生活一直在驱使着我写作，一直到我停止反抗为止。”而也正由于生活这无情的驱使，才有了他在《模子》《上涨的水》中对卡罗琳娜飓风后新奥尔良城中百态入木三分的刻画和对不作为政府的鞭挞。

　　提到政府，盖纳在这本访谈录中无数次地问到各位作家：“您是一位介入作家吗？”这也许是一个典型的法式问题，因为当提到介入作家时，首先跳入我们脑海的名字必然是如雷贯耳的萨特和加缪。和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写作是宿命的选择不同，对于这个问题，作家们的回答莫衷一是。波义耳告诉盖纳：“我不认为文学有什么政治功能。我觉得文学可以给你带来欢乐和感动，它可以改变你的思想和观点。但文学并不是万灵药。艺术和政治是不能相融的。”詹姆斯·李·伯克说：“政治是我们写作的一部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扩展。”迪奈·门格斯图则坚定地认为：“我的写作决不能离开政治。”不可否认，无论是否介入，这些作家都坦承对于当今社会的担忧：“一边是赤贫，一边是极富！”多伦多的克雷格·戴维森提到加拿大和美国边境线人民生活时忧心忡忡。当然，这些作家中最激进的大约是大卫·范恩，他对美国感情深刻，却一生也不愿再回去生活和工作。为了揭露生活的某些真相，作家往往需要鼓起勇气揭开社会的某些鲜血淋漓而层层叠叠的伤疤。枪击案、恐怖分子都是美国的伤疤之一，范恩称之为“巨大的谎言”。频繁发生的枪击案刺痛了美国人的神经，但他们仍一厢情愿地相信着“我们是个善良的民族”。大卫·范恩冒了天下之大不韪，愤怒抨击美国政府和军队“政府想要将人民变成他们的奴隶”，“军队惟一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溃败”。自然，作家在如此强力地介入政治后，被戳到痛处的民众们往往会猛虎暴起而攻之，所以范恩迁居到了新西兰，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国家。真相往往残酷，这也让人想到了大声疾呼社会吃人的鲁迅，这样强烈的斥责总不会受到当时民众的欢迎，但当我们跳出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正真实而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而同时也正如托马斯·麦葛尼所说，家里可以有纷争，外人却不能指责。但若是这纷争已影响到外人呢？或者说，在世界这个大家庭里，没有外人，我们都被全球化操弄于股掌之中？所以无论是美国枪支，还是恐怖分子和难民潮，我们永远也无法置身之外，漠然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