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本月13日至15日，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将相聚京城，围绕“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主题进行研讨。时值商务印书馆创立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本报特约请与会者之一，中国茅盾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杨扬教授撰稿，以作纪念。——编者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新文学领域，虽与北京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仍保持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以《时事新报》为例，它一方面探讨社会主义等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却抱着商讨而非倡导的态度。在文学领域，当时上海最重要的期刊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

　　1919年底，茅盾受命执掌《小说月报》。由此，《小说月报》由一个充满旧文学气息的文学消遣杂志，蜕变为引领中国新文学潮流的大型文学杂志，不仅为新文学争得了最重要的发表作品的平台，而且培养了一大批新文学家，为新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前的《小说月报》：曾发表鲁迅的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

　　《小说月报》与同时代诸多文学期刊有所区别，它不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文人自己办刊，而是商务印书馆的刊物。商务印书馆虽是民营出版企业，但其经营规模、管理方式以及文化追求，与当时一般的出版企业有所不同，很多人愿意称其为“文化出版机构”。

　　早在《小说月报》创办之前，1903年商务印书馆就邀请著名小说家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可惜李伯元1906年便病逝，1907年《绣像小说》停刊。直到1910年，商务印书馆才创办《小说月报》。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前的两位主编王蕴章、恽铁樵，是这一时期文学领域的办刊高手。在这两位主编手里，《小说月报》有着不俗的表现。鲁迅先生的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就是在恽铁樵主编时，刊发在《小说月报》上的。

　　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之际，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人们不再满足于点点滴滴的改良，而希望有一个全盘革新的文学激变。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新人沈雁冰（茅盾）被商务印书馆物色为新的主编。

　　茅盾在其晚年回忆录中说，1919年底，“身兼《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主编的王莼农忽然找我，说是《小说月报》明年将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学，拟名为‘小说新潮’栏，请我主持这一栏的实际编辑事务。”

　　批评家茅盾的“改革宣言”：推进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茅盾接手后的《小说月报》，是批评家办刊。因为茅盾和他的继任者郑振铎，在当时都以文学批评见长，两人的风格鲜明地烙在刊物上。

　　1921年茅盾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将评论栏目的改进放在第一条。1922年，茅盾发表《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提出《小说月报》的努力方向是推进新文学的发展；在创作与翻译问题上，是两者并举，只有通过翻译，才可能吸收国外文学的各种技法；与现代的世界文学水准相比，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需要经过自然主义的洗礼。

　　茅盾还计划在1922年的《小说月报》上开设十个方面的栏目：一是长篇、短篇小说创作；二是西洋小说史略的介绍；三是诗歌、戏剧创作；四是文学研究；五是创作现状的讨论；六是杂论；七是海外文坛消息；八是通信；九是读者反馈；十是编辑手记。

　　茅盾对接手《小说月报》一年来的办刊经验总结与新年计划，都体现了一个文学批评家对当时中国新文学发展状况的判断和看法。改革版从第一期到第七期，每期打头的都是文学批评，创作则是置于文学批评的视野之中。从第八期开始，文学创作似乎放到了版面的前列，实际上还是贯彻着批评家对当时新文学的某种判断，也就是新文学要经过自然主义写实方法的洗礼，才能有一个扎实而牢固的基础。

　　事实上，早在1920年茅盾撰写的“小说新潮”栏发刊宣言中，他就描绘了欧洲文学演进的基本轮廓，即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到新浪漫主义的过程。茅盾头脑中这一欧洲文学的进化图景，很可能得自于英美文学史著作。然而，对照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现状，茅盾对于究竟应向欧洲文学学习什么仍不清晰。所以，他有时侧重写实主义，有时又偏向新浪漫主义。但从《小说月报》第八期开始，他对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倡导，显得比较明确。这一变化，与《小说月报》编辑部内部意见有关。

　　胡适在1921年7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昨日读《小说月报》第七期的论创作诸文，颇有点意见，故与振铎及雁冰谈此事。我劝他们要慎重，不可滥收。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作底子。我又劝雁冰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现代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有写实主义作手段，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如梅特林克，如辛兀（Meterlinck,Synge），都是极能运用写实主义的方法的人。不过他们的意境高，故能免去自然主义的病境。”胡适的批评意见，在《小说月报》1921年八月号的编辑后记“最后一页”中有了回音，编辑认为应该注重写实手法的学习和运用。

　　十二月号上，发表了日本评论家岛村抱月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在次年4月发表的文章中，茅盾强调自然主义小说在写实方法上的重要性，提出“依自然派的描写方法，凡写一地一事，全以实地观察为准；莫泊桑小说中的人物，多半是实在的，福楼拜做《萨兰坡》，除多考古籍而外，并且亲至该地。可知自然派的精神并不只在所描写者是实事，而在实地观察后方描写”。

　　五月号上，除了发表谢六逸撰写的《西洋小说发达史》中的“自然主义时代”章节，还在“通信”栏目中，开设“自然主义论战”，发表茅盾与周赞襄、汤在新、徐绳祖等人的往来书信。六月号的“通信”栏中，有“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

　　作为《小说月报》主编的茅盾，这一时期关注自然主义文学，但他不仅是从翻译、引进的角度介绍法国自然主义文学，而是针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现状，思考自然主义写实方法对于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这一时期茅盾最为重要的理论文章，是刊发在《小说月报》1922年七月号上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这篇论文所阐述的一些看法，不仅仅是针对鸳鸯蝴蝶派等旧派文学创作，而且也针对新文学青年作家的创作问题。《小说月报》的批评家办刊的做法，不仅创造了很多文学话题，而且获得了文学话语的优先权。

　　文学翻译是《小说月报》改革过程中的重头戏。在“改革宣言”中，茅盾将文学翻译视为介绍和促进中国文学的手段。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讲，推介外国文学作品是《小说月报》一直在做的工作，王莼农、恽铁樵时期的一些沪上小说家已翻译不少作品，大名鼎鼎的林纾翻译小说，就是商务印书馆的看家宝贝。但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将翻译外国作品当作改造中国旧文学、推进新文学的一项急迫工作，则是茅盾改革《小说月报》之后所提出。而且，茅盾一开始就提出经济地、系统地介绍外国文学，也是针对中国新文学的急需。“从十二卷到二十二卷，共译介了三十九个国家三百零四位作家及其作品八百零四篇，共九百五十余万字，占后期《小说月报》文字总量的百分之五十八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