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语中丰富的过去时态让法国作家在写作中形成一种惯性——讲述一个久远故事，与此同时，这种对历史的纪念碑化，弱化了对现实的观照呼应。”

　　两次世界大战、1968革命、以历史名人或与历史名人有关的小人物为讲述对象的传记式虚构……2017法国文学回归季将要出版的581本小说（390本法语小说，191本外语小说）的关键词依然是：反刍历史。

　　历史自上世纪70年代末重新得到文学化的审视，本来于法国的史学界以及文学界都是一件双赢的好事。今年我们将看到一些上佳的“历史学家小说”，如帕特里克·德维尔的《塔巴-塔巴》和莫迪亚诺的新作《沉睡的记忆》，前者从拿破仑三世的1860年写到2015年11月巴黎的恐怖袭击，后者的时间背景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更多通俗的“历史小说”泛滥成灾，大量感叹伟大作家一去不返，怀金悼玉，追念小我青春的“自我虚构”充斥市场。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里认为，“历史感”到了一定程度就会伤害和毁掉每个人、民族甚至文化体系的生命。拒绝面对法国错综复杂的现状，同时把未来的想象全盘让位给科幻小说，一时间成了法国作家的瘟疫病。

　　一个作家有权利不书写当下的现实，但一代作家集体忽视现实，传达的是什么讯息？是现实太复杂，太平淡，太瞬息万变，太不可预测了吗？而一提到历史，严肃作家就摆出一副严肃样子，让他的博学多闻有了用武之地。对现实不满、怀念过去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大众心理，这些作品大多有迎合读者口味的嫌疑。对法国几家大出版社将要出版的小说中的历史因素做了调查后发现：格拉塞出版社出版的11本小说，有10本都是历史类小说。斯托克出版社出版的9本小说，有7本是历史类。瑟伊出版社出版的6本小说有5本，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11本小说有5本等等。

　　我们选择两次世界大战、阿尔及利亚战争及1968革命前后、女性解放（女性作者占多数，虽然也有男性作者关注这个话题）、传记式虚构等几个话题来分述。不得不说，很多小说的文类是这些话题的综合，它们贴着小说的标签，但我们已不太能清楚划分它们是小说、散文、随笔还是传记。

　　从2013年的《我们天上见》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到2014年纪念一战爆发100年，一战类小说创作蔚然成风，比如艾什诺兹的《14》。今年将要出版的小说包括米歇尔·勒·布里的《金刚》，讲述《金刚》（1933）导演舍得萨克拍摄一战战壕和美国英雄飞行员梅里安·库珀的故事。尽管对一战被过剩讲述有准备，洛朗斯·康帕依然认为自己的第一本小说《月光下的鸽子》中“战争+爱情”的模式会感动读者。

　　从2006年《复仇女神》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到今年《HHhH》被好莱坞搬上大银幕，越来越多的二战类小说从纳粹党卫军或德国普通人的视角创作，比如埃里克·维亚尔今年5月出版好评如潮的《议程》就是关于戈林和国会纵火案，获得好评如潮。弗雷德里克·韦尔热将在伽利玛出版的《梦想家们》想象了一个17岁的德国男孩假冒法国士兵为法国抵抗德国侵略的故事。奥利维埃·古埃的《约瑟夫·门格勒的消失》讲述了号称“死亡天使”的纳粹党卫军、奥斯维辛的医生Josef Mengele在南美的奥德赛之旅。尼古拉·德斯坦·德·奥尔弗的《被诅咒者的荣耀》则是关于战后5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的谎言与丑态。菲利普·波内·维拉尔的小说《蝇孩》则受启发于母亲作为德占区香槟省孤儿的经历。

　　阿尔及利亚战争及1968革命类的小说包括宝琳娜·徳雷福斯的《街垒战的午餐》，讲述1968年的罗杰·尼米埃文学奖是如何颁给一个默默无闻只有23岁的青年小说家，即莫迪亚诺的《星形广场》，小说还吹嘘了很多当时文艺界的名流如保罗·莫朗、雅克·夏尔东、萨尔瓦多·达利等。另外，“乱世+佳人”的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如布里吉特·吉罗的新作《狼的男人》，只不过小说的背景是阿尔及利亚战争。1968年革命前后也是“道德解放”时期，摇滚乐也还没到争论是否已死之时，大卫·鲍伊等摇滚乐手的影响随处可见，让-米歇尔·圭娜夏的《大卫·鲍伊的影响》就是纪念鲍伊的作品。

　　女性解放类小说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除了身体、欲望、歇斯底里就无话可说的尴尬后，又在法国有了新的转机。尚塔尔·托马的《落潮的回忆》讲述了作者的母亲——一个生于1919年、喜欢通过游泳摆脱束缚、发现自己奇情幻想的女人的故事。多萝黛·韦尔内的《以深夜的名义》描摹了一个底层女性在上世纪70年代从一名裁缝到企业高管的上位史，当时，“女性解放”是热门词，几乎所有女青年都摆酷地抽烟，伴随着烟圈吐出“解放”二字，而她们的母亲们则希望回到“美好年代”。画家加布里埃尔·布菲-毕卡比娅的两个曾孙女则以《加布里埃尔》追忆了她们曾祖母的前卫——让杜尚和阿波利奈尔等都作了裙下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