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与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在“人类文明”这个更大的平台上，“中国”独特的价值内涵才能更充分也更直接地被意识到。实际上，晚近以来，正有不少作家致力于此。这是中国当下文学发展中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文学与中国”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论题，在我看来也相当精准地抓住了当下文学发展的核心关切。自近代以来，在中国白话文学发展的一个多世纪当中，我们曾在民众启蒙的意义上触及过“文学与国民性”的论题，在民族救亡的意义上触及过“文学与中华民族”的论题，在文化普及的意义上触及过“文学和大众”的论题，在革命的意义上触及过“文学和阶级”的论题，在文明接轨的意义上触及过“文学与世界”的论题。所有这些论题在它们各自的阶段都有真实的历史内容和深刻的历史意义，但是在今天，可以说到了一个能够将过去的这些论题都加以对象化思考的、崭新的历史时刻，立足“中国”、深刻理解“中国性”，正是这一时刻的最大特征。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奋起抵抗、争取独立自主的历史。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这段历史的很多时刻，我们抵抗的对象也往往同时就是我们试图模仿和接轨的对象，这导致奋力抗争的同时又带来了对于中国自身价值的压抑和否定，我们努力变得更像别人而非更像自己。在哲学上，可以说是从一个外在的普遍性出发来审视中国，在思想的深处视中国为一个停留在特殊性阶段的客体。这种自我贬抑的思维惯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近代以来的中国积贫积弱的物质性现实所决定的，而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动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那就是正面地、以我为主地来看待“中国”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深厚的实践内容和理论表达，不只是回答别人给我们所导致的难题，而是要自己设置议题。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文学与中国”的论题恰逢其时。论述文学和中国的关系，首先就意味着要在文学中来讲好“中国故事”，很多评论家很早就论述过这一点。如李云雷说过的：“讲述‘中国故事’，就是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述出中华民族在一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并想象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与未来。”以此为出发点，我们还可以说，“文学与中国”不仅意味着将文学的对象瞄准在人口、疆域、民族构成等等意义上的实体化的“中国”，而且也需要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在主体意识上立足“中国”，以“中国意识”和“中国视野”来展开文学写作和文学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