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笔者的心态一直充满矛盾。一方面，笔者一直以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他的纯学术著述。他在1905年发表的经典论文《论指谓》，以及于1919年发表的《数理哲学导论》，不仅曾对我个人的哲学学习经历曾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还让当时还在复旦哲学系读本科的我明白了：玄奥的哲学论点原来可以条分缕析地解析得如此清楚明白。但另一方面，笔者也曾一直困惑于他为何在追逐异性与从事政治活动这两项与哲学无关的领域内，耗费了如此多的生命能量。若套用他本人的名言——“吾对爱情有不可遏制的热情、对知识有不可遏制的追求、对人类之苦难有不可遏制的怜悯”——来解释这一现象，则恐怕既显得措辞过于肉麻，又难以让“脑残粉”以外的公众真正信服。抱着这一疑问，笔者曾阅读了罗纳德•W•克拉克写的《罗素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以图为“学霸—情痴—公知三位一体”的罗素先生的“丰富阅历”寻找更合理的解释。

　　当时得到的粗略印象是：罗素从家族遗传的政治精英意识，或许相当程度上就已经为他以后的人生轨迹打下了烙印，以至于他所从事的逻辑学与哲学研究，反倒会时时陷入“陪衬”的尴尬境地——顺便说一句，作为英国宰相约翰•罗素之孙，罗素自小府上便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甚至咿呀学语时就曾坐上过维多利亚女王陛下的膝盖。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解释，依然没有让我感到满意。考虑到维多利亚时代英伦上流社会远甚唐顿庄园的清规戒律，如此“风土环境”，竟然培养出私生活奔放、鼓吹无神论，且处处和政府作对的伯特兰•罗素，也真算是奇事一桩。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直到读了英国著名分析哲学史家瑞•蒙克撰写的《罗素传》（上册副标题“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下册副标题“疯狂的幽灵：1921-1970”，严忠志、欧阳亚丽译，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7月与2016年7月分别出版），笔者才对将原先的疑问多少理出个头绪来。蒙克版的《罗素传》篇幅超过克拉克版的《罗素传》两倍多，自然能更从容地向读者揭示传主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不过，由于不想过多纠结于罗素的绯闻经历，故而笔者下面对该书相关“看点”的梳理，也将仅仅聚焦于传主的政治取向与学术关涉之间的复杂纠葛。先对绯闻爱好者说句“对不住”了。

　　首先让笔者感到眼睛一亮的乃是罗素的家庭背景。在读克拉克版《罗素传》的时候，我只注意到罗素的官宦背景，但是蒙克的传记却让我进一步意识到了其官宦背景的某些特殊性。蒙克在其传记上册的第一章中，就特别强调了罗素家族的辉格党人底色，特别是该家族对所谓“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等原则的高度忠诚，以及对激进的辉格党人福克斯的高度崇拜。

　　其实，从英国政局演变的大潮流来看，高度宣扬新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辉格党（后改名为“自由党”）传统，在罗素本人诞生之时的1870年代就已式微，而此时源自于托利党的保守党势力则相对上升。从这个角度看，罗素本人的浓重政治情结，与其笼统地说是来自于其祖父的相位所带来的政治遗传，还不如说是辉格党的思维习惯在与现实政治相互冲突后所产生的心理防御机制的体现。

　　或许有人要问：到底是怎样的现实政治让作为辉格党遗少的罗素感到不爽呢？用非常通俗的话说，罗素所处的后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方世界，乃是一个没有法子继续“装清纯”的世界：两次大战的血雨，冷战的大分裂，都让一切试图在左、右两端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清流（和伪清流）们成为无根浮萍。而曾经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一边装纯一边偷偷做土豪的传统辉格派（这无疑也以罗素家族为典型），自然亦会感到阵阵寒意，萌生“不问江湖世事”之念。罗素父亲安伯利勋爵，也正是因为从政不如意才闭门谢客，专门研究起了学问。

　　罗素若能认清形势，以其父为榜样，少谈点政治，多做点学问，少一点绯闻，多添点地产，无论于学术于己身，都堪称最佳选择；或者，他也可以干脆彻底放弃“装纯”传统，以选民口味为唯一言行指针，这样，保不齐也可以借着祖先的荫德混个国会议员做做。可他偏偏做了个“四不像”：学术做得虽然非常不错，但是心猿意马、半途而废，在逻辑学上的成就终没有超过“书呆子”气息更浓的哥德尔与图灵，而在哲学上的成绩也不如弟子维特根斯坦，甚至不如天分虽一般却学风稳健的卡尔纳普；政治上呢，他晚年所从事的反核战和平运动虽然获得了不少人的喝彩，但他将一切有核国家均比作纳粹政权的言论，则显得过于偏激（下册，页468），也最终使得英国官方忍无可忍将他下了大狱。至于他在一战后期关于“美国远征军假道英国不是为了抗德，而是为了镇压吾国工人运动”的轻率言论（上册，页617），不仅毫无根据，客观上也表明了他对军国大事的无知——他似乎根本没有看到美国参战对迅速结束这场欧洲大杀戮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更有意思的是，罗素本人并不认为作为和平主义运动者的自己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与“哲学家”的身份无涉。他在1964年写的《放弃哲学》一文中甚至认为“放弃学院哲学、投入反核运动才是哲学家当下最应当做的事情”（下册，页434-435）。至于在古巴导弹危机时他本人到处散发的“人类将在几周内灭亡”的传单，则让报界对这位“哲学家”为了刷“存在感”而大肆危言耸听的本领，有了新的认识（下册，页496）。

　　从总体上看，罗素的政治活动是由这两个充满资产阶级精英知识分子偏见的意识形态教条所支配的。其一，抽象的道德原则是政治活动的基本规范根据——因此他的政治活动里马基雅维利式的变通因素少之又少。其二，理性原则必须贯彻到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因此，就宗教感情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意义而言，他非常缺乏同情心。而在笔者看来，上述教条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不再做学院哲学的罗素，错误地将做学问的规范性标准移植到了充满混沌的政治与社会领域，并由此要求政客与民众能够按照理性与道德的要求去调整自己一切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