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被授予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

　　9年前的今天，巴金先生与世长辞。留在世间的，是他独特、高贵的人格，是影响了亿万人的作品，更有一种超越了文学意义、也超越了个人意义的人生信仰——“生命的开花”。

　　文学，就是让人变得更好

　　生前，巴金先生常常谈到，要让“生命开花”。这个美丽的意象，贯穿了巴金先生的青年、中年、老年和晚年。什么是“生命的开花”？29岁的巴金在《朋友》一文中写道，“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

　　抱着“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变得更好”的信念，青年巴金以一系列小说来播撒人道主义的种子。上世纪30年代初，巴金创作了长篇小说《激流》（即《家》），反映封建家庭内部两代人的冲突，揭露封建礼教对青年的戕害，赞美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和抗争，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会会长陈思和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特别指出：“1931年，《家》开始在上海的《时报》上连载发表，这意味着巴金的文学作品走向了市民阶层，被更广泛的大众所接受，也就是说，文学从先锋精英状态转变成拥有大众基础，这个很了不起。”

　　此后，巴金又创作长篇小说《春》和“爱情的三部曲”，中篇小说《新生》、《死去的太阳》、《沙丁》、《雪》等，以及短篇小说集《复仇》、《光明》、《电椅》等。巴金的作品风格热烈而浪漫，感情充沛，具有激进的批判现实的意义。

　　1935年后，巴金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文化生活丛刊》、《译文丛书》和《文学丛刊》等。抗战期间，巴金曾担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救亡日报》编委、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周刊，创作“抗争三部曲”《火》，长篇小说《秋》、《憩园》、《第四病室》等。他无私、慷慨、光明的人格力量在动荡时代尤显坚定，结下了与茅盾、冰心、沈从文、曹禺、郑振铎、靳以、王鲁彦、辛笛等诸多文坛大家的终身友谊。陈思和说：“巴金以文化出版社为岗位，编辑了许多文学丛书，推荐当时的青年作家。其中一套《文学丛刊》共有10集，160部文学作品，涵盖了上世纪4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在抗战中团结了一大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和诗人，这对同行与后辈是一种特别温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