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湖北省教育厅为农村中小学免费提供、由湖北崇文书局出版的320万册《学生新华字典》被曝出严重质量问题，引起全国关注。在这一出版乱象的背后，我们也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现实问题：随着产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许多产业出版主体在市场经济趋利性的体制特性下,正在逐步丧失其应有的文化内涵与文化责任。当代出版产业如何坚守自身的文化责任与文化使命，实现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已经成为出版业界与学界急需正视的现实问题。

　　传统共识：文化的出版与出版的文化

　　要论述出版产业的文化坚守，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出版活动的传统共识：出版物的主要内容必须是文化符号，是文化的出版。从广义上来说，一个国家的出版物所承载的都是这个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上所创造的文化集合。字典作为一种基础工具书与出版物，它自身所包含的不仅是一个个简单的单字与词条，更是融合了整个人类社会从无到有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之精华。以被称为“国典”的《新华字典》为例，从1953年首版到如今共六十载岁月，其简短的词条空间之中包含的始终是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由此看来，出版产业所生产的出版物必须是文化产物，体现的是对文化的尊敬。

　　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活动，出版自身就是一种文化。根据学者向新阳的定义，出版文化是“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出版观念，在一定出版观念支配下进行出版实践和由出版实践所创造的出版成果及其影响的总和”。①出版社作为出版产业主体，首先应以传播须有益于社会与公民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承、有益于本国历史与现代文化的进步、有益于国民教育水平与素质的提高作为自身的出版理念。尽管出版问题字典的崇文书局与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晚清四大书局之一的“崇文书局”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崇文书局”四个字已经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现在的崇文书局既然打出了“崇文书局”这张文化名片，就应该继承其具有严谨态度与人文精神的出版文化，而不应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而放弃自身的文化坚守。

　　现实困境：文化向利益投降

　　媒介环境理论的代表人物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曾表达过对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人类文化能力不断丧失的担忧。而对已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也在不断推动企业的价值取向转移。特别是对以出版产业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产业来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版主体在经济利益与文化内涵的统一上日益困难，文化向利益投降的现实困境日渐凸显。

　　我们不能否认出版物的商品属性与出版主体的利益追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商品都要遵循市场规律与运作模式。而出版社作为出版产业的主体，为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有着其合理追求经济效益的必要性。若一个出版企业无法推出受到读者青睐的读物，那么这家出版企业将无以为继，最终会被市场所淘汰。但是，我们更不应该忽视的是，出版物不仅具有物质属性，同时更具有精神属性；出版活动是经济行为，但更属于文化行为。整个出版产业的利益不仅体现着社会发展的短期利益与局部利益，还体现着促进社会进步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

　　由于市场经济天生的趋利性与盲目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不完善等因素，许多出版主体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忽视了出版的文化教育功能，在文化使命与利益追求的博弈中选择后者，最后导致充满色情、暴力等低级趣味和质量粗糙的出版物泛滥市场。在此次湖北问题字典事件中，问题字典的出版方负责人为了追求眼前的巨大利润，将出版中各环节的成本与时间最小化，最终导致出版产品质量低劣。

　　在笔者看来，在产业化浪潮下，出版企业的利益追求和文化传承的崇高使命并不是必然冲突的。一些优秀的出版企业通过正常的商业操作，完全可以将追求经济利益和传承先进文化统一起来。从前些年由易中天、于丹引发的国学热潮，到一年多来莫言作品在出版市场中的大放异彩，许多出版主体既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发挥了应有的文化传承功能。

　　文化坚守：文化自觉下的出版伦理建设

　　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看来，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②对出版主体来说，文化自觉意味着出版主体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在产业化浪潮中应该承担的文化使命与历史担当。经世致用、劝善惩恶、利国利民等传统出版理念是我国出版文化千百年来形成的责任意识与道德精髓，是值得当今出版主体继承与发扬的。只有对这些具有人文关怀的出版理念具有文化自觉，出版主体才能在出版活动中经受住不良利益的诱惑，自觉地传承文化价值。

　　笔者认为，要解决出版产业中文化责任的丧失问题，除了做到“文化自觉”，关键还在于出版产业的出版主体们能否合理地进行利益追求，掌握好利益与文化中间的那道出版的“伦理红线”。在湖北问题字典事件中，相关出版主体即丧失了应有的出版伦理。

　　所谓出版伦理，“实际上是应用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和原则来评价出版活动的实践，从而使出版从业者顺服‘对’与‘善’的基本原则”。③为了防止出版产业的道德滑坡，需要从以下几个具体方面来加强与规范出版伦理。

　　首先，政府部门要完善管理。从湖北问题字典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问题字典采购方的教育主管部门在管理与监督上存在一些漏洞。有业内人士指出，湖北问题字典事件折射出教育主管部门招投标采购存在很大问题。另一方面，其他相关立法与执法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现有出版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大对盗版等违反出版伦理行为的处罚力度。

　　其次，出版人员要提高素质。湖北问题字典事件中的问题字典正文差错率超过万分之十五，总体差错率则高达万分之二十，甚至出现了许多常识性错误。这显示出作为出版物品质的把关人，问题字典的校对与编辑人员在工作上存在严重失职。

　　最后，读者要加强监督。作为出版产业的主要消费者，广大读者是出版产业文化沦丧的最直接受害者。读者可以通过建立专业的读者团体，以收集对劣质出版物的投诉与意见，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将那些违反了出版伦理、丧失了文化追求的出版主体及其出版活动进行曝光与讨论，并通过发起拒买等活动，运用经济手段促使出版产业主体坚守文化责任。

　　结 语

　　“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这一口号近几年来被广泛用来形容文化与产业化的关系。但在许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了作为客体的经济台子而看不到作为主体的精品文化。湖北问题字典事件向我们呈现的，正是这种对利益的无限追求而毫无文化责任意识的出版产业的病态现象。要坚守出版产业的文化追求，产业主体就必须持有出版的传统共识，秉持对出版的文化自觉，树立出版的伦理观念，在出版活动中充分体现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只有这样，出版产业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与利益的双赢，真正健康有序地发展下去。

　　注释：

　　①向新阳：《试论出版文化》[J]，《出版科学》, 2004年第2期

　　②杨军：《试论出版文化自觉》[J]，《编辑之友》, 2009年第5期

　　③何军民：《出版伦理：利益追求和文化使命之间的博弈》[J]，《中国出版》, 2009年第9期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荆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