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将Wetmore按照发音翻译为“威妥玛”，并无不可。问题是，威妥玛另有其人，而且名气比Wetmore要大得多。本着译名从己、从初的原则，Wetmore,W.S.理应译为“哗地玛”。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上海年鉴》的出版，为使Wetmore,W.S.恢复最恰当的译名，提供了最有价值的依据。

　　包括《行名录》在内的《上海年鉴》是连续性出版物，每过一年或几年就出一本，所载栏目前后相同或相通，内容滚动衔接。将不同年份的行名录、年鉴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看出上海　(不限于上海，但主要是上海)　相关机构、人物的变化。

　　1854年　《上海年鉴》　中，介绍上海的相关机构，有墨海书馆　(London Mission Press)，注明代表人物是Wylie，A.(伟烈亚力)，身份是印刷人。到1867年的　《行名录》　中，墨海书馆就不见了。这是因为，这一机构在1860年就撤销了。

　　但是，在1867年的　《行名录》　中，“麦家圈”的名称还在，还可以见到伟烈亚力的名字，其身份是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大英海外圣经公会)　的代理人。原来，伟烈亚力在1860年回英国探亲以后，就脱离了伦敦会，1863年重来上海，成为大英海外圣经公会代理人。其工作的地点，还是在麦家圈。1867年的　《行名录》　中，“麦家圈”下面标注的内容，包括确切地址，为山东路8、9、10、11、12号；所设立的机构，包括伦敦会与大英海外圣经公会两家。

　　伟烈亚力是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相当重要的人物，《上海年鉴》　为我们了解伟烈亚力在上海的确切行踪，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1854年的　《上海年鉴》，介绍North-China Herald Office(北华捷报馆)　时，用的中文名称是“新闻纸房”，到1867年，在介绍这一机构时，用的中文名称则是“字林洋行”，而不是先前笼统的“新闻纸房”了。

　　因为，1864年以后，这家机构，不但出版　《北华捷报》，还出版　《字林西报》。1854年在“新闻纸房”的标题下，注明的工作人员仅奚安门等四人，到1867年的“字林洋行”的标题下，已有12人，除了总编、经理之外，还有12名编辑。到1896年的　《行名录》中，字林洋行标注人员已有22人，包括每个人的姓名、职务。前后相比，人员已大为扩充。

　　1854年的　《上海年鉴》　在介绍各单位信息时，下面都没有标明具体门牌号码，到1867年的　《行名录》　中，已一一标明某路某号。这是因为，在1854年，租界人口还不算多，道路也还不算十分复杂，外侨社会还基本是个熟人社会，只要写明单位名称，便已足以敷用。更关键的是，那时道路还没有统一命名，比较随意、混乱。1862年，英国代理驻沪领事麦华陀发表　《上海街道命名备忘录》，对租界内道路命名规则进行梳理与规划，确立了若干原则，此后，租界道路名称才统一、规范。查看1867年以后的　《行名录》，均有地址这一要素。

　　对比不同年份的年鉴、行名录，还可以看出上海一些新兴机构设立的情况。比如，1854年的　《上海年鉴》，还没有述及照相馆，1867年的《行名录》，已介绍了两家照相馆，一家是“森泰像馆”，一家是“高老山照相馆”，都设在虹口。此外，旅馆、面包房、牛奶棚、医院、律师事务所等情况，都可以通过查勘不同年份的行名录，发现其新添、变化的信息。

　　1854年的《上海年鉴》，还为我们廓清一些历史迷雾提供了相当重要资料。且以“威妥玛路”的译名讹误为例。

　　1895年9月10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的会议上，总董提出要给从杨树浦到黄浦江江边的第19号和22号马路命名。有人提出，由于该路位于虹口，因此应该以某些杰出的美国人命名。总董提出了两位著名的美国人，命名该路为Wetmore Road (今怀德路)　和Jansen Road (近胜路，今景星路)。总董说，Wetmore先生是一位很老的租界居民，曾任工部局总董。已故的Jansen先生是一位董事，对租界事务极其热心。会议同意按上述提议给两条马路命名。(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2册，第4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这条Wetmore Road，日后在中文翻译中，被称为“威妥玛路”。

　　本来，将Wetmore按照发音翻译为“威妥玛”，并无不可。问题是，威妥玛另有其人，而且名气比Wetmore要大得多。

　　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英国人，1853年任英国驻沪副领事，1854年被委任为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1855年任驻华公使馆汉文正使，1861年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1871年升任驻华公使，1883年退职回国，1888年任剑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1895年过世。威妥玛不但在上海外侨当中，而且在晚清中国也大名鼎鼎，其中文名字一直有固定译法，即“威妥玛”。显然，按照译名避先的原则，将Wetmore Road译为“威妥玛路”是很不妥当的，也背离了纪念Wetmore先生的初衷。[对此，吴志伟在《上海租界研究》　(学林出版社，2012年)　一书中已经予以辨析，见该书第198页]。但是，那时的上海租界华洋混处，工部局只管英文名称是Wetmore Road就行，至于中国人怎么译、怎么叫，并不过问。于是“威妥玛路”就成Wetmore Road的习惯译名。再后来，“威妥玛路”的内涵跟着译名变了，变成纪念名气更大的英国人威妥玛的道路了。

　　1943年，汪伪控制下的上海地方政府为了去欧美化，将上海一大批以欧美人命名的道路改掉，威妥玛路　(Wetmore Road)　被改为怀德路。这条路现在仍是杨浦区境内一条重要马路。在追怀历史时，不了解命名历史的人们，通常还会望文生义地以为这条路先前是为了纪念威妥玛而命名的。(比如，一本全国性的地名大词典，在介绍上海怀德路时便写道:怀德路，在杨浦区西南部，南起黄浦江，北至昆明路，中与杨树浦路、龙江路、扬州路、平凉路、榆林路、惠民路、济宁路、霍山路、长阳路等相交，“曾以英国驻沪副领事名命名威妥玛路，1943年以吉林省县名改今名”。崔乃夫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　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320页)。

　　其实，这位Wetmore先生并不是无名之辈。

　　他全名是　Wetmore，William Shepard，美国人，生卒年不详，1850年9月20日，离开美国来华，11月12日到达香港，旋去广州，加入其叔父所主持的华地码洋行，这家洋行当时是美国在华著名洋行之一，与旗昌、同孚、琼记洋行并列为美商四大洋行。1851年　11月，Wetmore，W.S.来到上海，与他的堂弟克莱德(Cryder Wetmore)　一起开办了哗地玛洋行，后相继演变为森和洋行与丰泰洋行，他一直担任经理，主要经营综合贸易，出口中国物产，代理几家欧美轮船及保险公司。

　　1853年至1854年，他在上海经历了小刀会起义事件，曾经参加所谓的“泥滩之战”，也曾冒险进入已被小刀会起义军控制的上海县城，面见刘丽川，交涉被抢生丝的事宜。1855年3月23日，他被西侨纳税人大会选为工部局董事。那是第二届董事会，没有设总董，原本有5人，因2人不愿上任，因此董事会就由3人组成。1861年他又被选为董事，在同年6月28日因总董霍华德辞职，他继任总董至10月底。时隔十几年后，在1873年又一次被选进董事会，并在该届首次董事会会议上被选为副总董。担任1873—1874年市政年度的警备委员会主席、防卫委员会委员。他后来去了日本。他写过一本　《远东生活回忆录》　(Recollections of Life in the Far East)，相当有名，书中记述租界早期事务相当翔实(参见魏德卯著　《远东生活回忆录》，房云芳译，载　《上海史国际论丛》　第一辑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99-334页)。美国学者墨菲撰写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曾征引此书。于此可见，当年工部局董事会决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美租界的一条道路，确实其来有自。

　　遗憾的是，这位Wetmore先生的名字，除了被讹误为“威妥玛”外，在其他中文资料中，一直被翻译为“魏德卯”。上个世纪50年代，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在翻译、编纂小刀会起义资料是，从　《北华捷报》　上选译了许多资料，其中涉及Wetmore的地方，一律译为“魏德卯”(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上海小刀会起义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335、336、337、338、413、1248页)。墨菲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中译本，Wetmore，W.S.也被译为“魏德卯”(【美】　罗兹·墨菲著、章克生等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页)，译者也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翻译　《北华捷报》　与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的学者，是章克生先生等人，他们都是英文、中文极好的学者，治学极为严谨，所译的著作早已成为相关领域的必备经典。但是，他们当年翻译时，很可能没有见到1854年的这本　《上海年鉴》。因为，在这本年鉴中，Wetmore，W.S.的译名是“哗地玛”。

　　这本年鉴出版时，Wetmore，W.S.就在上海，且是上海外侨中相当活跃的人物。“哗地玛”的译名很可能是他自己确立，或是经他首肯的。本着译名从己、从初的原则，Wetmore，W.S.理应译为“哗地玛”。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上海年鉴》　的出版，为使Wetmore，W.S.恢复最恰当的译名，提供了最有价值的依据。

　　综上所述，《上海年鉴》的影印出版，在存史之真、补史之缺、纠史之偏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