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继愈先生，我可谓久闻大名。但直到亲眼看到那些文章、资料和发黄的图片，亲耳听到他的学术思想和故事，他的形象，才从“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一代学术宗师”“国家图书馆原馆长”等诸多标签中清晰生动起来。

　　为学有风骨

　　任继愈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望族，他的名字包含了“继承韩愈”之意。

　　“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的他随校南迁，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这次历时68天、徒步1300多公里的“长征”，让他目睹中国的现实并叹服于这个伟大民族的坚韧：农村破败，旧屋紧闭。轿夫们吸得起鸦片戒不起——买盒鸦片1毛钱，戒烟一个月不能工作，没饭吃。他的人生理想和学术方向由此转变，“我深信研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人生轨迹决定了他的学术研究方向融合新旧两个时代——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他提出“儒教是宗教”，孔子是教主。“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令学界震动。他在宗教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任继愈的胞弟、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说：家兄认为“儒佛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他用毕生精力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嫁接在一起。“文革”前他因质疑日丹诺夫对哲学的定义被称为修正主义，险划右派；“文革”中不参与“批儒评法”让江青光火；“文革”后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持又被当成左的靶子。但他坚信，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反复论证的观点是正确的，“世间没有纯学术。但有一点可以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

　　文化传灯人

　　任继愈最大的功绩，是竭力保存中华文化的薪火。

　　他认为，中华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活着的文化，它支撑着中华民族几千年间屹立不倒。文化的再次繁荣不是等来的，要靠长期的积累。本着这种文化自觉，他组织和主持了《中华大藏经》《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华大典》和“二十四史”点校本及《清史稿》修订等一系列国家大型文化工程。

　　这些多是绵延十几年难以完成的浩大工程，每一项，他都会亲力亲为，从不做挂名主编：点将选人、选题、写提纲、审阅点校，动辄写六七百字的编辑意见。拿《中华大典》来说，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1990年国务院批准，至今尚未完成。它参照现代图书分类方法，对先秦至1911年中国优秀文化典籍进行梳理汇编，共分24典，含110余分典，收书2万多部，总字数8亿，规模是《永乐大典》的两倍。任继愈不仅担任总编辑，还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