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大亮，就惊闻陈忠实先生去世的噩耗。一瞬间，我的心之鸟一下飞回了几年前，他那一句浓浓陕西味儿的“哎呀”声仿佛就在耳边。

　　这声“哎呀”，是十年前走在江西赣南红军长征路上，听陈忠实先生发出的。前面的“哎”字要比后面的“呀”字重得多，是被浓醋啊烈酒啊老辣子啊羊肉泡馍的老汤啊，日久天长混合浸泡而成的陕西味儿，那绝对是经白鹿原的长风与灞河劲水熏染而成的陈忠实的口音，与我听过的别的陕西文人如贾平凹、白烨、白描、邢小利等都不同。那次重走长征路采风，陈忠实先生是采风团团长之一，我是他手下一名团员，过后我曾在《过梵净山》一文中把他独特的“哎呀”译为相当于古汉语的“呜呼”，一激动了，大家便学他口音呜呼几声，以示对他“哎呀”的呼应。

　　因了共走过这一段长征路，才得以近距离细细端详这块白鹿原上的“文学之碑”。他抽的烟是格外粗壮的雪茄，还随身带一个装了浓茶的大水杯，这两样提神的东西使他眼睛总是亮亮地在深思，却很少有话，会上也很少有。一旦忽然有了感触，通常也是前面所说那样“哎呀”一声了事，其余都留着力透纸背，或者说给确能听懂的人了。至今清晰记得，过梵净山时，当地政府安排了滑竿抬我们翻山，大家都不好意思让人抬，但都没办法拒绝，人家说这是为了拉动经济，好让当地农民挣几个钱。陈忠实没坐，他说那天身体不舒服，不能和大家一起翻山了，就从山下绕到对面和我们会合。当我们和他会合时，我和山西的葛水平请他坐到放在路边的滑竿上休息一会儿。他刚一坐下，我和葛水平却趁其不备抬他在大家面前走起来，他急得连连叫停，还是被我们抬了好几圈，惹得大家齐声呜呼了一阵子。其实他这个农民的后代，是最不好意思“压迫”农民的，才没和我们一块坐着滑竿翻山，我们却非让他“压迫”了我们一会儿，心思当然是出于对他的尊敬。那一路上说了太多兴高采烈的话，但我却没单独和他说多少话。一是行程很累，二是我自觉不配浪费他的宝贵时间。但从那以后，每次中国作协开会，我都要和陈世旭一同到他房间坐坐，陪他喝几杯啤酒或茶，就是表示一下对文学老大哥的尊敬，绝无其他妄念，但也因此逐渐有了感情。记得有一回陈世旭到得很晚，我便自己先去他屋里坐，他一口一口抽雪茄，我陪着一口一口喝浓茶，却没几句虚话。后来他忽然对我说，你该好好写一部长篇。我知道这话的分量，他是指垫棺当枕头那种长篇，我何尝没想过？我已有个长篇稿子在手里放着，只是一想到他那砖头样厚重石碑样高大的《白鹿原》，便丑媳妇不敢见公婆了。后来他说他自己也打算再写部长篇小说，我却表示了不赞同，说不如多写些散文随笔更好，再写那么沉重的东西，会把他自己压垮的。后来，我还是悄悄把放在手里好一阵子的长篇跟他说了，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已看过的《不悔录》。之所以跟他说，是因责任编辑和总编辑看后都很感兴趣，想出版但有顾虑，建议我找位著名评论家写个序，再找位著名作家写段评语。《不悔录》应不是他希望我写的那部长篇，不想他却满口答应，并很快写了一段至今让我感念不已的话：“刘兆林是位经遭过生活磨难，阅历丰富的真诚作家，却又永远有着乐观襟怀和幽默情调。他曾以小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雪国热闹镇》和长散文《父亲祭》震撼过文坛，也震撼过我的心。他的长篇小说《不悔录》，又使我受到一次更深刻的感动和震撼。”不用说，这段评语，我既感动不已，又羞愧难当。我不会大言不惭地认为他真就受到那么深刻的感动和震撼，其中总会有点感情因素吧？但我敬重他的感情，我觉得他的感情很纯粹。

　　几年后的一个5月中旬，老大哥在电话那头说：“白鹿原樱桃熟了，你和世旭来原上摘樱桃吧！”我们就很实在地去了。到了之后他问我们除了摘樱桃，还想看看啥。我和世旭不约而同说最想看白鹿书院和他乡下旧居。旧居我在他自传式的创作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里已反复领略过，如能亲眼看看则最为如意了。他却又是一声“哎呀”后说：“我的旧屋子没什么好看嘛，看看书院就去原上摘樱桃吧！”第二天他就带我们上了白鹿原。一同上原的，还有他邀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何启治，他是《白鹿原》的责任编辑，还有来西安参会的评论家白烨。人多了，想法仍不谋而合，还是都想看看白鹿书院和陈忠实的乡下旧屋。陈忠实仍是那一声“哎呀”说：“我的旧屋子有什么好看嘛，先看看书院就去原上摘樱桃！”这便是陈忠实，人越多，话越少，越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