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讲中庸，佛家讲中道，二者都反对偏执一端。然而，中庸之“中”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中庸章句序》）中道之“中”是“离二边”，“二而不二”。佛家的中道思想杂之以其他佛学思想并渗透到文学论域，催生出“不执一端而求其圆”的文学思想。这种文学思想在文学思想史上论域广阔，就其关涉的文学问题以及思想方法本身而言，具有广泛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古今通融学悟不执的治学追求

　　“不执一端而求其圆”的文学思想首见于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评议王衍、裴頠等人的有无之论言道：“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刘勰认为“论”这种文体“义贵圆通”。“圆通”语出佛家，刘勰以之论“论”，追求不偏执一端的圆通之论。

　　上述文学思想在刘勰之后的传承发展，往往与一些偏执一端的文学思想或现象关联在一起。对待古代文学遗产问题上的偏执一端为其中之一。吴乔不满于文坛或汲汲于变古、或执着于复古的现象，提出“变乃能复，复乃能变，非二道也”。（《围炉诗话》卷一）吴乔的这种思想可远溯到皎然，《诗式》有言：“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皎然的复变论又与他对刘勰通变说的接受分不开。《文心雕龙·通变》主张“望今制奇，参古定法”，认为“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只会庭间回骤，不能逸步万里。圆者，无偏缺。

　　刘勰的通变说包含着不偏执于古、今任何一端而求圆通的思想。及至皎然，则集中于如何对待古人的问题上。皎然反对偏执复古、变古任何一端，但是他对复古批评颇多，认为“复、变二门，复忌太过”，而“变若造微，不忌太过”。吴乔与皎然不同，复古与变古在他那里不存在价值等级。在如何对待古代文学遗产的问题上，吴乔追求的是复变不二、古今圆融的境界。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掌握前人的经验知识有“学”和“悟”两种方法。关于学和悟，文学思想史上有重学的，有倡悟的，还有学、悟不执一端的。

　　严羽的妙悟说多为人注意，然而，他在学和悟之间并未偏执悟一端。在严羽的思想中，妙悟为诗家本色，诗有“非关书”“非关理”的“别材”“别趣”， “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在悟入的方法和门径上，严羽主张在熟读经典中自然悟入，这是一种学中悟。这种类型的悟，学为悟的前提，无学则无从悟入。

　　姜夔对于文之工妙的辩证理解中也包含着学、悟不可偏废的思想。《白石道人诗说》有言：“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胜处要自悟。”关于文之工妙，屠隆有与姜夔相类的思想，并且道出了工、妙的工夫论要求。屠隆在《范太仆集序》中主张：“以精工存乎力学，而其所以工者非学也；以超妙存乎苦思，而其所以妙者非思也。”文之工依赖学；文之妙离不开学，又非学能得。这种思想与姜夔“胜处要自悟”相参，文之妙所需的学以外的另一种功夫是悟。

　　严羽、姜夔、屠隆等人虽然都认为学、悟不可执一端，但其思想语势对悟多有强调；谢肇淛与他们不同。一方面，谢肇淛认为学和悟不可执一端；另一方面，他强烈批评只希冀悟而不学的思想和行为。《小草斋诗话》言道：“悟之一字诚诗家三昧，而今人藉口于悟，动举古人法度而屑越之，不知诗犹学也，圣人生知亦须好古敏求。”圣人生知尚且不弃学，何况诗人。谢肇淛指出，诗人在创作实践中“若不思不学而坐以待悟，终无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