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1883～1967），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我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成就卓著的国学大师和现代新儒学思想家。他会通古今，兼融中西，贯通儒、释、道，与梁漱溟、熊十力一起被后人尊称为现代新儒家三圣。周恩来总理赞扬马一浮为“当代理学大师”，现代著名思想家梁漱溟推崇马一浮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国学、创建现代新儒学作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

　　马一浮认为“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80年前，在西学东进、国将不国的艰难时局中，他就发出了中国文化不会亡、中国不会亡的坚定声音。他坚信“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这是何等的气魄，又是何等的自信！这不仅对当时外忧内患的中国来说，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对于今天的中国，如何看待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也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一浮对西方文化的认识

　　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马一浮经历了从企慕追逐到理性扬弃的转变过程。当时，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导致中国的落后和被动挨打，而西方文化则能强国救国。西化成风所及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之所累。马一浮虽从小受教于传统文化，也开始向西学寻求救国之道。曾与好友谢无量、马君武共同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编译和介绍西方名著，致力于传播西方思想文化。1903年他又远渡美国，“万里来寻独立碑”。在美国，马一浮看到，相对于外国的蒸蒸日上，中国国民对亡国之危的麻木不仁及其奴隶性格，“慨然念故国之悲境，感叹不能寐”，心中万分悲凉。他当时曾认为，中国数千年的君权与儒教扼制了国民的高尚、纯美和勇猛之性，因此对西方文化很是羡慕。他在1904年的日记中写道，人类的观念中有“美世界”和“恶世界”之分，欧美人以科学哲学抽象的美造就了社会国家具体的美，他们是能造美的国家。1905年回国后，马一浮治学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寄居寺庙，广阅文澜阁《四库全书》。

　　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和了解，以及对发生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入侵中国的切肤之痛，马一浮发现，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人类日益堕于暴力与功利主义之中，西方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他对西方文明整体上进行质疑，认为西方近世文明“只务宫室车服之美,　游乐之娱而已。然上下凌夷,争斗劫夺,无所不为”，这是草眛。西方就是一部草眛史，不得称之为文明。一是西方文化是“循习”的文化，西方哲学以“习心为主”，不知有天地之性，不知有个根本，只是顺随习气。与“率性”的东方文化相比，仅停留在现实层面，流于肤浅。二是西方无道德可言，国家注重于经济和军事力量，有强权而无公理，有阴谋而无正义，国际间只有利害，无道德可言。人与人之间也只有利害的结合，父子、夫妇异财，恩义至薄。对于国家、社会的道德行为，都依断于法律，出于利害，绝无中国礼乐文明之温情。三是西方逐物竞争，好言征服，认为西方是物我二元论，外物于我，必然导致向外求索，重知识，重竞争，重征服，以至于暴力征伐。西洋人既不认识自己，哪能真正认识外物，他们对待外物的办法终究会成为伤害自己的办法。因此，好的政治不仅仅在于富强与否，更在于德教。马一浮转而反身求索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治之道，极力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