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科技等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性别与科技的议题也越来越受到热议和重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互联网经济、医疗技术、政府决策、社群关系、消费模式的变迁，将会对社会性别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科技发展推动了性别平等，还是加剧了性别鸿沟？性别文化又如何形塑科技发展？近日， “性别与科技”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相关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人工智能发展应规避性别歧视

　　南开大学哲学院陶锋认为，人工智能的性别歧视主要表现在社会歧视、技术歧视和语言歧视上。人工智能的歧视可能是有意图也可能是无意图的；性别歧视的思想源于同一性思想和工具理性；而思想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工和社会因素。只有实现技术与感性、美与理性的统一，才能最终消除人工智能性别歧视，甚至释放人工智能技术的女性解放的潜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程林认为，当今，部分人与机器人/虚拟人的情感亲密关系引发了巨大争议。在观念变化与当下争议背景下，人们应更深刻地认识人与非人亲密关系的本质及其所折射出的人性、伦理与危机。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宋琳基于学科创建与发展过程中男女的介入、学科领域内部分工的性别差异、核心领导层的性别分层，以及对电镜工作评价标准的性别化差异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了电子显微学领域在中国建制化发展实践过程中的性别权利关系是如何被建构的。

　　学者们认为，科技未必是中立的，我们身边已经出现太多被性别化的科技和人工智能，比如，男性机器人往往扮演探索外太空、救助人类、从事科研等角色，而女性机器人往往扮演着服务角色。由此，探讨谁在从事科技活动/研发、科技发展为谁服务、谁的利益引导着科技发展进程和谁从中获利等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

　　医疗科技发展形塑新型性别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国熙认为，代孕所生之子女面临国籍认定、亲子关系认定等一系列的国际私法问题，尚无清晰的相关法律规定出台。为了化解科技生育应用与传统伦理之间的矛盾，应积极关注冻卵应用的相关伦理风险、跨境冻卵及商业生育的法律限制与适用、冻卵及相关辅助生育技术的价值与边界等议题。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马冬玲认为，护士和医生之间的权力差异与社会上的劳动性别分工有关，女护士在医疗劳动分工中占据从属的、非专业性的角色，显示了性别意识形态在照顾专业中的显著性，从而得出技术具有社会建构性的结论，文凭社会、市场社会、科层制度、性别意识形态等，共同形塑了对一个技术的认知与评价。湖南女子学院胡桂香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避孕技术的发展历程，讨论了避孕技术如何在农村尤其是在农村妇女中推广与使用，避孕技术是怎样规训了避孕者——妇女的身体，同时探究避孕技术在规训身体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权力关系。

　　学者们认为，技术变迁将会带来一定的性别伦理风险，需要探索相应的法律、政策和规范以便尽快跟进时代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科技和性别是互构的，性别关系会影响科技发展，同样地，科技也会建构性别关系，这是未来性别平等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有学者提出，社会对冻卵带来的伦理风险非常敏感，但对精子库的伦理风险却不敏感，这其中呈现了什么性别意涵？而技术发展进程中重建社会伦理的难点又在哪里？这些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此外，就生育领域而言，未来还有诸多可以探讨的空间，如公共养育、试管婴儿、基因编辑婴儿等议题尚需得到更多的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