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新文化史理论推动下，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记忆史的研究，以探讨记忆研究之于文化认同与历史建构的意义；甚至，对记忆史的研究开始由重点关注个人记忆转向关注集体记忆对历史建构的价值，以扬·阿斯曼（Assmann，Jan）、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为代表的德国记忆史研究尤为典型。文化记忆怎样建构及其如何介入公共生活、政治领域，如何展现历史形象等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深入研究记忆行为对“过去的重新构建”的意义。

　　文化记忆与“功能记忆”展现历史“形象”

　　德国著名学者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认为，文化记忆是“关于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御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它们”。据此，文化记忆研究需要探讨作为主体的人的记忆行为导向与精神情感的体验，及其对社会衍变的重要意义。记忆史研究者一般认为“记忆中的历史”往往是公众社会和意识的一部分，也是“国家的共同情感基点”。因此，以历史中的记忆为探讨对象与材料依据的文化记忆研究，必然要体现为一种或文本或仪式或象征的话语表现体系与符号组合方式，从而涉及文化记忆研究的历史维度、建构方式及社会文化价值。它通过作为主体的人的“功能记忆”再现与建构历史事件，进而赋予历史事件以精神的或价值的内涵。

　　所谓“功能记忆”，是以个人记忆为基础，且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而获得的，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中将其定位为：“群体关联性、有选择性、价值联系和面向未来”。伴随着历史/记录、传统/传承等方式的巩固推进，个人的“功能记忆”在取舍过去的过程中，往往包含被取舍记忆背后所存在的当时使用的符号系统与寓意象征。这就使得“功能记忆”往往带有特定时期、环境或人群的“原有”烙印，使得“功能记忆”能够存在于不同记忆主体中，并依托诸如集体回忆、电视广播、公共建筑、纪念活动、文学创作再现等外在的媒介装置和文化实践加以展开。由此而言，文化记忆中的历史因素将在一定的固化呈现程序中有效展现历史的存在“原貌”，同时以作为主体的人来“选择—记忆”历史的生与死，从而形成“再现”历史的形式、特质及意义等表现系统。这种“选择”性得益于饱含情感（快乐或痛苦、无意识或有意识）的个体回想，以至于以“功能记忆”为主要形式来展现历史“形象”时，多少带有主观经验与客观分析杂糅的回忆镜像。因此，文化记忆研究主要是一种基于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及历史学等诸多视角而形成的带有跨学科性质的建构理论。

　　探寻集体中的“功能记忆”

　　作为个体的人如何集合成集体？或者说，作为个体的人的回忆如何作为一种重要手段，展现不同个体间共同的记忆特质？这种寻求个体回忆的过程又如何导出“集体记忆”的存在，以使“集体记忆”成为稳固团体的一种重要凝聚力？这时需要寻求“集体记忆”中具有身份认同与价值趋向的“功能记忆”，并通过探索“集体记忆”透过怎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来寻求相应“功能记忆”背后的符号及社会。也就是说将回忆与经验相联系，使“功能记忆”取得可进行价值塑造与表达身份认同的结构，是以记忆作为历史学科研究话语的重要前提，也是以记忆再现过去历史、以综合当下且面向未来的研究时所不可或缺的意义范畴，以便最终获得意义的实在成分。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每个人物和每个历史史实在进入这个记忆中变频成了一个学说、一个概念、一个象征；它包含了一个意义，变成了社会理念系统中的一个成分。”因此，寻找“功能记忆”的展现形式与象征符号系统，探讨回忆如何在不断重复的言说行为或阐述系统中得到固定，将是勾连记忆的深层结构与文化意义导向间的重要媒介。从这个角度讲，挖掘个人记忆的群体共同价值取向，寻求国家与民族等群体性行为主体的“功能记忆”如何进行自我表达及其对特定过去的再现意图，将有助于区分不同文化记忆自我建构的异与同。在此基础上，探寻集体性文化记忆如何在自我的日常生活中展开建构，以获得社会认同、形成社会影响，亦有助于辨别制度化与“官方化”的回忆实践，对文化记忆建构的诸多行为进行意义钳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