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撰写了《英国文明史》一书，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巴克尔十分不满意当时欧洲史学界的状况，认为流俗史家“得彼失此无窥全豹之学识眼力也”。由此可见，他的新“文明论”是同传统史学发生决裂的结果。

　　巴克尔是19世纪帝国主义“文明论”的代表性人物。他坦承，“吾为是书之宗旨，欲跻历史于科学之地位也。”问题在于，这种基于实证史学的新文明论真的能够把握人类历史上各大文明的实质？

　　“文明论”难以避免自然决定论

　　巴克尔相信，在科学蓬勃发展的时代，历史学家仍旧满足于记述琐碎的历史现象，实属不思进取。如果问这些历史学家“人类社会为什么会进步”，他们竟然还会认为这是“上帝的计划”或者人的“自由意志”使然。在他看来，这样的学问不惟配不上“科学”的美名，甚至连与科学家对话的资格都没有。

　　让巴克尔真正不满的是，传统史学总是在谈论国际政治，而不去讨论人类物质技术进步的伟大力量。他重视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认为丰厚的土壤条件使亚洲人、非洲人寄生于大自然的羽翼之下，不像欧洲人那样，在与自然的对抗中生发出蓬勃向上的精神。

　　显而易见，巴克尔的“文明论”只不过是运用19世纪的新兴实证科学，重复了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的陈词滥调。在他看来，亚洲多专制政体，欧洲则更倾向自由民主。

　　巴克尔在批判“上帝前定论”时，却又不自觉地掉进自然决定论里去了。在这种论说下，欧洲人似乎天然就具有一种“优越性”。在今天看来，巴克尔的观点显然不值一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