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多位西方国家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贪腐指控,让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发达国家的贪腐问题。近期, Anthony F. Heath等人在《社会学年鉴》(The Annual Reviews of Sociology)2016年第42期发表论文《对发达国家贪腐现象的解释:可能的社会学方法》(Explaining Corruption in the Developed World: The potential of Sociological Approaches),集中讨论了发达国家的贪腐问题,探索了社会学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具体方向。

　　作者认为,由于贪腐的定义仍存有争议,目前最好的方法是绕过对定义的争论并试图总结贪腐现象中共同的作用机制。关于贪腐,一个简单且被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定义是“为了个人利益滥用职权”。研究贪腐问题经常引入PAC模型的思想,在这个模型中,代理人(贪腐的政府官员)为了第三方委托人的利益造成了对资产所有者的次优后果。由于贪腐的这一定义也包含了一些不属于PAC模型解释范畴的行为,比如挪用公款,一些研究者试图缩小定义的范围以更好地贴合PAC模型。相反,鉴于政府官员在政府与商业之间转换职业的“旋转门”问题,有研究者认为应当拓展定义中的“滥用职权”,囊括更多的策略性的行为。然而,定义中的灰色地带是无法避免的,首先是不同地域对滥用职权的理解不同;其次是政府官员的定义也开始变得模糊;最后是由于代理人行为与第三方委托人得利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所以“等价交换”依然不断上演。为了更好地解释贪腐问题,还要区分轻度贪腐与重度贪腐、行贿(由委托人发起)与勒索(由政府官员发起)。

　　测量数据的有效性一直是这一研究的关键问题。大部分跨国研究使用清廉指数(又可译作腐败感知指数),即基于专家感知的非透明复合数据。作者认为,单一维度的数据不能概括贪腐问题。虽然目前也有基于个人感知的一般社会调查数据,但是贪腐本身的隐蔽性使得这些感知指数都很难具备有效性。近期,一些调查通过询问调查对象被贿赂的经历获得有效信息,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资料。作者认为,通过后者得到的数据是目前问题最少的数据,可能会使贪腐问题研究获得新的生命力。

　　虽然目前的研究已经发现了一些规律,但作者认为我们对因果机制的理解非常粗略,社会学理论应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作者基于经济学的PAC模型,并结合社会学的交换理论,在模型中引入社会联结、种族与文化、权利与地位不平等等变量。研究发现,社会学的变量,比如一般信任与特别信任、教育水平都是研究发达国家贪腐指数的重要预测变量。

　　鉴于已有研究,作者认为,在不同的形式和语境下进行更多集中且细化的研究才是最好的研究方向。比如说,我们可以更加细致地区分行贿与勒索,或者集中研究“旋转门”问题。另外,可通过对不同方法、不同理论、不同层次和不同子样本的分析,让研究更加深入。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更多地注意数据质量、数据有效性等问题。

　　(南京大学商学院 吴赛尔/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