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调查研究的具体过程与时代背景呈现出怎样的关系?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当研究中介被借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社会缺乏诚信、研究对象对于“被调查”的警惕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更好地思考、选择调查方法?本文基于笔者1999年-2015年期间开展的多点红灯区研究经验,以“进入方式”为切入点,结合时代特点、立项背景,对田野工作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行分析与反身性思考。进而从深入研究所需要跨越的田野边界(身体与物理空间、心理距离与更为综合的文化边界),以及学术独立性出发,比较分析“前艾滋病时代”的“自我摸索式”(1999年-2002年)、“艾滋病时代”以疾病控制系统为研究中介(2002年-2010年)、“后艾滋病时代”(2010年-2015年)以草根组织为研究中介这三种进入方式的特点、优点与风险。希望以此类研究实践为例,探讨在变迁的社会背景下,尤其是在针对边缘人群的研究中,如何更好地思考方法学的相关问题。

　　关 键 词:红灯区/田野边界/进入方式/论方法/学术独立性

　　标题注释:本研究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身体、性与性别的社会学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0XNJ05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一、背景与问题:社会调查与时代背景

　　(一)学术与政治

　　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从一开始就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比如,20世纪初,相当多的人类学家是在殖民的大背景之下被官方背景的机构派往被殖民地进行文化考察、了解当地风俗,以便更好地理解当地文化,当然也是为了更好地为政府出谋划策,对其殖民之下的社会进行更有效的管治。因而,有学者称早期的人类学是殖民主义的一部分。(克利夫德、马库斯,2006:6)即便是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研究者作为政府的智囊而开展的研究也不乏其数。对于研究背景的这种政治性认识,在学界已不新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类学界盛行的“写文化”(克利夫德、马库斯,2006)思潮更是掀起了一股反思之风,深刻地冲击了社科研究中“价值中立”的神话,也警惕我们成为“天真的经验研究者”(周平、蔡宏政,2008)。研究者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是如何影响研究过程及文本写作的,也逐步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界的重视与分析。

　　田野点的社会与政治情境无疑也直接介入到学术研究中,不仅会作为被研究的内容加以呈现,也会影响研究的过程(凯蒂,2010)。学术与政治的另一重关系,就表现为田野点的政治与社会结构特点,以及资料收集工作可能需要依托的行政设置的特点。

　　具体到中国情境,比如,户籍制度、居委会、社区建设会影响到社会调查的随机抽样过程;城镇化建设、社区建设会影响到初级抽样单位的数量;人口流动也会直接影响到抽样框的设定与抽样的准确程度。而陌生人社会的形成、社会信任机制的破坏则增加了入户的困难与拒答率。整个财务制度,具体行政体系中办事人员的态度也会直接影响调查的过程。(潘绥铭、黄盈盈、王东,2011;边燕杰等,2006)也有国外的研究者更为敏感地意识到在中国做田野调查所面对的政治与文化特点,尤其是遇到的困难,并提出应该把田野调查过程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海默、曹诗弟,2012)。这也是在中文语境中,为数不多的涉及社会政治背景与社会调查过程之间关系的学术论文。

　　可以说,社会调查的政治性,或者通过国家意识形态、直接的资助背景发挥显性的作用;或者透过社会规范对研究者的价值观与知识图示的日常嵌入得以隐性地体现;又或者透过社会结构因素,包括财务制度、行政设置与管理体系等在实践层面具体影响调查过程。前两个方面的内容在方法论及理论层面得到学界比较多的认识,而第三个层面,即从更为具体的调查过程入手讨论研究方法与政治及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则在整体上是比较缺乏的。虽然,每个认真做过调查、跑过田野的人都对此深有体会,但是将其发展为具体的研究问题进行分析的论文寥若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