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我想怎么样？我的形象自我感觉如何？而别人又是如何看待我的？我是否在与他人共建自我形象？我如何才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我为什么如此在意别人的看法？我的日常生活与牢笼有何不同？这样的问题，可能不少人追问过。事实上，这样的问题也是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之一。米德、笛卡尔、杜威、尼采都在不同层面回答过这样的问题，而戈夫曼也许是最为集中地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之一。这几日一直在读戈夫曼的著作以及一些相关的论文。戈夫曼是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理论家之一，虽然他自己不太乐意别人将他归为“符号互动论”序列之一，但并没有人在意他的争辩。到今天，几乎大多数的社会学著作和传播学著作都是有这一标签来标示他的学术存在的。在一篇访谈文章中（Jef C.Verhoeven, An Interview With Erving Goffman, 1980），戈夫曼首先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学者，这与通常将其归为与结构功能主义平行的符号互动论者有一定的差别，戈夫曼反对用一个简单的标签来概括一个人的学术活动。他回忆了自己的师承关系，并说：“如果非要给我贴上一个标签的话，那应该是休斯的城市民族志（Hughesian urban ethnographer）”。

　　在这篇访谈中，他似乎对另一位符号互动论的集大成者——布鲁默的研究表示出一定程度的不满，他认为，布鲁默的研究太抽象，不能落到实处。而他强调研究必须是分析现实问题的，是以，结果必然会落到个体、组织、结构层面。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更乐意人们称他的结构主义者或者民族志人类学家。戈夫曼认为，他们所作的研究，是从研究个人入手，通过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从而了解整个社会。他们与功能学派的区别在于采取的研究路径不同（一个宏观、一个微观，一个量化、一个定性研究），而非出发点或目的不同，也可谓殊途同归吧。这也就难怪他认为自己与结构功能学派的默顿更加相像了。

　　称戈夫曼为民族志人类学家，确实是一个很适当的名称。但细想来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冠什么名、贴什么标签，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他在研究一些真正的问题，并且他的研究对其他人有启发性。从研究方法上看，戈夫曼是一个质化研究大师，虽然他也做一些民族志调查，但他似乎更乐意从报纸、卡通、戏剧、访谈等“文本”中建构自己的理论。

　　在我看来，戈夫曼是一个概念缔造大师，他的著作中，有一系列被人广泛运用的概念，如互动策略、拟剧、邂逅、污记、互动仪式、框架分析等等，确实是很有启发性的。我自己在做研究时，经常会发现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尤其是要找到一个贴切而又易传的概念更是如此。在这一方面，诸如布尔迪厄、福柯、阿多诺、哈贝马斯等都是很强的理论家，他们的名字往往与他们创造的概念与理论互为一体。也许这是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更高层次上的表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