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反叛》１是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经典之作。２在该书中，加塞特提出了“大众的反叛”（ｔｈｅ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这一命题，即大众越过自己的界限，开始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而这些权力原本属于社会精英。要说明这一命题，我们需要弄清楚这样几个基本问题：何为界限？大众的反叛与界限之间有何关联？大众又为何要反叛？对于这些问题，加塞特从史学、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角度加以剖析，用极具洞察力的语词为我们勾勒了现代公共生活中大众的图像及其反叛心理。

　　一、作为一个理论命题的“界限”

　　要理解大众的反叛，我们必须先了解“界限”（ｌｉｍｉｔｓ）一词。“界限”是现代及后现代社会理论中一个独特的、具有丰富解释力的词语。当然，在不同理论家的理论体系中，“界限”的意涵和功能是有差异的。例如，在福柯那里，界限是监狱、精神病院设置的监禁和排斥另类分子的围墙。布朗肖在评价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时便说道，“与其说这本书是一部疯癫的历史，不如说是一部有关界限的历史，借助界限，一种文化排斥了某些东西，将它们放在了言语的边界之外，成为写作难以到达的外面”。３在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界限则是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群际差异，是基督徒出于自我认同的需要，在自己与作为他者的犹太人之间划定的界限，该界限体现在犹太人的居所、衣着和社会交往等日常生活当中，如犹太人长期居住在城镇里的孤僻角落，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禁止通婚、共餐等，而当犹太人僭越了社会设置的一条本应该划分清楚并保存完好、使之不受破坏的界限，穿得跟其他人一样，并出现在城市中心的街道上时，那二者之间原有的秩序和安全距离便不复存在，其结果是，基督徒的反犹主义情绪被激发出来（鲍曼，２００２：４１－６８）。

　　在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中，界限则是参与特定社会活动的资质和能力的限制。加塞特（２００４：８）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有一些活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需要资质限制的，“没有非凡的天赋是实现不了的，比如说某些艺术和审美的活动、政府的功能，以及公共事务中的政治判断等等”。也就是说，一些社会活动存在界限，它要求活动参与者具备一些特殊的技能，因此，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一个有序的社会需要将这些活动掌握在具备了相应资质的人手里，唯有此，社会的文明和成就才能得以维系和推进。

　　越过“界限”：现代公共生活中的大众进一步而言，在加塞特的论述中，界限是一个能力的极限，在界限的一边，是我们能力可及、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在界限的另一边，则是超出我们的能力和资质的领域。“这是一个极限，我在这里一无所能，那是比我优秀的人的天地”（加塞特，２００４：５２）。

　　据此，加塞特提出了自己对社会大众和少数精英的定义，即社会大众（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ｓｓ）是没有特殊资质的、平庸的个人之集合，即普通人，他们在欲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一致，只求与他人相似，过着放任自流、懈怠消极的生活，他们目光短浅，安于现状，害怕改变；而少数精英则是具有特殊资质的个人或群体，他们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和使命，过着勤奋、有纪律的生活，他们的欲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同于大多数人。需要强调的是，加塞特区分的大众和少数精英，并不是社会学视域中社会阶级的划分，而是两类人的划分。

　　按照加塞特对社会大众和少数精英的定义，每个社会阶层当中都可能存在精英和大众，即社会上层中有大众，社会底层中也会有精英。这正如加塞特（２００４：８）一再声明的，“大众并不简单地等于劳动阶级，大众就是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