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在对待语言上具有非常微妙的差别。

　　中国人似乎从一开始就强调“词不达意”的一面，总觉得活泼泼的体验有超出语言可以形容的范围，所以，中国人所追求的是一种不落言筌的境界。中国式的佛教，更是对文字抱有成见，不视语言为中介，而是贬为阻隔和偏差：“一切言说，皆离性相。”当然，我们也非常看重语言，中国数千年的聪明才智，差不多大半耗费在文字游戏上了，不过，这种游戏的主要规则是通过新鲜的文字组合，描绘出前所未有的意境。“道人之所未道”，评判的标准倾斜于准确地表达了一种从未形诸文字的意象。

　　西方人无疑也较早自觉到言语表达的局限，但他们的特色在于强调语言本身所衍生出来的东西，或者，化为文字后所多的、自成一体的成分。所以，西方人更加看重语言的自主性，作为一种符号的系统性。更为关键的是，西方人从语言中发现了另外一个不同于稍纵即逝的现象背后的永恒的、纯粹的世界。从Plato开始，那种关于本质性的“理念”的想象，就同语言本身的性质有关。中国人鲜有那种独立于语境、具有固定意义（fixation of meaning）作用的概念的想法和做法。

　　西方人的探索，多属“观念的冒险”，通过抽象、形式化的和带有一般性的语言符号的逻辑操作，进行思辨性的建构，以涵盖广阔、普遍适用为圭臬。而中国人的探索，则偏重于具象的意境的描写，以引起审美性的共鸣为上。

　　当然，以上所述，绝非你有我无或者你无我有的问题，而是各自的聚焦点有所差别。通常所说的西方人擅长推理，中国人崇尚直观、领悟和体味，只是就大致而言，非谓排斥性的对立也。

　　语言各有其妙，理当各美其美。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