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虽然20世纪末的发展社会学研究陷入了自身的学科危机之中，但随着中国等转型国家的崛起以及转型社会的初步形成，发展社会学在理论建构和实践经验研究方面又开始有了新的起色。随着专注于转型社会研究的转型社会学的建构和完善，发展研究也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未来，无论转型社会学是内在于发展社会学，还是独立于发展社会学，发展社会学都应该充分关注到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的各种发展现象，并能够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发展形态在理论上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释。  

　　“发展”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价值和社会实践。社会学无论是在古典阶段，还是现代或者当代阶段，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都是围绕着发展议题而展开的，其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实际上都是可以从如何维护社会“秩序”和推进社会“发展”这两大主题中去寻找的，而维护社会秩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推进社会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学的命运与社会发展的变化一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从专门的学科建制角度来看，真正对发展议题展开系统的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是二战之后的事。二战以后，许多刚刚建立的新政府百废待兴，一系列发展问题都亟需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加以解决，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发展社会学的诞生与成长。发展社会学也由此迎来了差不多二三十年的黄金时间，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种发展思潮、理论研究乃至发展实践极大地促进了发展社会学的学科繁荣与发展，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议题俨然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核心，并逐步渗透到了许多学科之中，还直接导致了作为一门专业的“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的兴起。以英国为例，有超过200所大学开设了发展研究的课程或专业，几乎成为发展研究最为热门的国家。发展研究集中探讨人类社会如何发展，尤其是落后国家和地区如何追赶先进国家和地区、实现自我发展的问题，只是其对社会发展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的范畴之内，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等学科知识纷纷被吸纳进来。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兴起，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心开始步入所谓的“后发展”（post-development）阶段，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发展的主题和重心也产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对原来奉为圭臬的发展取向和行为产生了疑问：“发展”是人类必须追求的永恒主题吗？“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客观进程还是一种主观追求？“发展”就一定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线性过程吗？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就没有其他发展类型的社会存在吗？于是，一股世界范围内对发展研究和发展理论的反思和批判甚至导致了“反发展”(anti-development)思潮的形成，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原有的发展社会学。发展社会学无论是理论研究本身还是发展实践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尽管在这期间，发展社会学的研究者们都尝试着对学科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但最终还是挽回不了发展社会学学科的整体衰退。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社会学的红火场面相比，90年代后期的发展社会学研究变得冷清多了。以最急迫追求发展的中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曾一度出现过有关发展问题和现代化理论研究的火热场面，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介绍和研究发展社会学或者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学术专著差不多都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而后有关发展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尽管在发表的论著总数上超过了80年代，但整体上还是延续了80年代对西方发展理论的引介传统和分析路径，整个研究水平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提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我们一直局限于对西方发展社会学的“跟踪式”研究有关，可以说，中国的发展社会学研究长期处于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之下，以至于很长时间里我们忘却了中国自己特有的发展实践所带来的巨大成功，这种成功已在实践层面上较好地回击了西方传统发展社会学的弊端。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发展社会学研究在经过一系列转变以后，其在整个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又开始复归。[①]这种复归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者们开始跳出单一的内因论或外因论等，转而将眼光重新放回到发展中国家自身如何真正实现发展的问题上，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发展类型的理论关注和实践探索，重新激发出了发展社会学的活力和转向，笔者认为，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对中国社会转型、转型发展及其相应的转型社会议题的社会学研究，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发展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发展社会学的新发展。

　　一、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研究在中国的拓展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在实践层面上为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提供了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发展类型，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助于我们打破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