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发生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逆城市化实践：类型一是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实践形式的“政治动员型逆城市化”；类型二是以户籍人口“非转农”为实践形式的“政策准入型逆城市化”；类型三是以农民工“离城返乡”为实践形式的“理性选择型逆城市化”。逆城市化的本土实践表明，国家、社会以及个体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以不同的姿态介入其中，分别展现出“国家中心”“社会转型”以及“个体赋权”的实践逻辑。当代中国的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叛，只是城市化的重要阶段，对主流城市化战略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城市化 逆城市化 政治动员 政策准入 农民工 人口迁移

   作者简介：沈东，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城市化。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13&ZD04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逻辑及转型”(2017B07614)。

　　一、重新认识“逆城市化”及其价值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然而，在全球各主要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人口的逆城市化实践。对此，各国学者予以了充分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布莱恩·贝利教授(Brian J.L.Berry)提出“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以来，①这一概念迅速风靡全球，成为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学术热点，逆城市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学术议题。

　　国内学者对“逆城市化”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开始大量引进、吸收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逆城市化”也伴随这一潮流传入国内。与西方逆城市化研究不同的是，中国的逆城市化研究属于“舶来品”，即最早从事逆城市化研究的学者，大多侧重对西方研究成果的译介与吸收；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持续争议，国内学界开始接受“逆城市化”这一概念；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浪潮下，逆城市化又开始转向本土研究，并试图把握逆城市化的现实影响[1]。②

　　第一，从主流的城市化研究，到逆城市化研究诉求的产生。③无论是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还是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抑或是地理学、建筑学、规划学等理工科，城市化研究都占据主导地位，而逆城市化研究大多受制于主流的城市化研究。也就是说，与主流的城市化研究相比，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成果的质量，逆城市化都远远不及城市化研究。逆城市化研究仿佛是枝繁叶茂的城市化研究中盛开的一朵奇葩，虽不能对整个城市化研究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但却为城市化研究增添了多重色彩，从另一个侧面促进了整个学术界的“城市化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内学界对城市化的研究偏好，破除了国内学界的“逆城市化”盲点，强化了21世纪的逆城市化现象研究。这种情况，一方面拓展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互动；另一方面，也启发了国内学者的“逆城市化”眼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逆城市化的本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