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口流动成为我国最显著的人口现象。亿万进城农民工，已经脱离了农村的公共服务和管理体系，对融入流入地城市的需求强烈，渴望能和市民一样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但他们的需求往往难以得到回应或匹配，这形成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真空地带，正成为社会发展的潜在隐患。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比2015年的39.9%提高5.1个百分点。其中，要优先解决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新生代农民工的落户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更是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结构耦合的过程。因此，有必要构建公共服务供需结构耦合机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关键在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也随之不断扩大，这构成了推动人口流动的巨大动力，每年由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但他们很难转化为市民，不得不成为“边缘人”。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能否市民化，其核心问题是能否与城市户籍人口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一方面，城市的经济发展对农民工产生巨大需求；另一方面，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也有相应需求。虽然，经过自发性的长时期集聚，农民工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城市常住居民，但很多城市在作总体规划的时候，是按照城市户籍人口配置公共服务设施的，包括医院、学校等，而不是按照常住人口来配置，致使农民工群体无法获得合法的城市居民身份，被排斥在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体系之外。例如在社会保障方面，现行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也向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开放，但由于种种原因，除参加工伤保险比例略高外，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医疗、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的比例较低，使其面临着“病无所医、贫无所助、老无所养”等问题，已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及其市民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