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于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近日，北京大学召开了“DNA技术与历史学研究”座谈会，中外多名专家围绕有关话题展开深度交流。

　　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对于人类DNA的分析，可以揭示出人类个体及群体的遗传信息。

　　近日到访北京大学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历史学教授帕特里克·格里，近年来致力于借助遗传学方法研究古代的人口迁徙问题。他谈到，中世纪早期蛮族向罗马迁徙是欧洲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和考古资料都远远不足。

　　格里组建了包括遗传学家、考古学家、体质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团队，希望由此重新认识蛮族迁徙进入意大利的历史。同时，他还期待发展出与研究关联的诸种模型，可用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

　　我国的科研机构及学者也非常重视将古DNA研究与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相结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都建设有古DNA实验室。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表示，开展古DNA研究工作，系统地对我国古代遗传资源进行研究，可以为古代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资料，这对我国古代社会组织形态判定，以及人群遗传结构的构成和族群的形成等研究有很大帮助。

　　通过研究人类DNA中所蕴藏的遗传信息来揭示整个人类的形成与演化过程，成为学者探索的目标。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辉希望通过大数据的DNA研究，解决更为重大的历史问题，比如东亚族群的起源和演化等。

　　建立足够数据库

　　学者提出，基因技术的运用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推广这一技术时，应该了解其局限性。对于DNA的历史学应用来说，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同等重要。

　　格里强调，基因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信息，包括血缘祖先、健康疾病、人群的生物学构造、迁徙以及通婚情况等。但基因不能指认族群、语言、政治、社会或宗教的身份。具体到“蛮族迁徙”这一研究中，墓葬中哪些人才是真正的伦巴第人？今日意大利人中哪些人是伦巴第人的后裔？这些问题无法通过DNA测定找到答案。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罗新告诉记者，DNA告诉我们的都是生物学事实，不能期望DNA告诉我们属于文化范畴的一切。

　　罗新认为，在DNA研究帮助人类回答历史学问题之前，必须建立足够充分的DNA数据库，这种数据库就相当于我们传统史学所依赖的文献，不能根据一两句文献就大谈古代历史，也不能根据一两个孤立的DNA样本就推测古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