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与历史学科关系极为密切的学科，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与历史学科主流历史观的演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当下的学术界，由于全球史观在历史学科的生成和传播，国际关系学科的形态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全球史观的生成及其关键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研究世界史的历史学家们大体遵循前辈学者所确立的指导方针，即通常将世界历史看作国别史、区域史的叠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包括世界力量对比状况的空前变化、科技的快速进步以及知识的广泛传播，引发了这一领域历史学家们的深刻思考。一些有远见的历史学家意识到，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历史观，超越既有的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来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全球史观由此萌生。经过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历史学者的不懈努力，全球史观目前已经成为历史学界的主流。

　　所谓全球史观，就是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的历史观，因而它又被称为整体历史观。它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方面考查人类历史，高度注意统一性，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从分散发展向整体发展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始于新航路的开辟，并在其后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日益密切复杂的互动中不断得到加强。全球史观的关键点其实并不在于是否谈论了一个“整个世界”，而在于是否把研究对象置于普遍联系而不是相互隔绝的“世界”之中。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倡导和运用的唯物史观，可能是最早的全球史观。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对人类历史特别是交往关系的阐述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全球史观根本区别于以往那种明确或潜在的“西方中心观”和“国家中心观”，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为了对冲“西方中心观”、“国家中心观”而产生的。自近代西方社会在人类历史中崛起以来，“西方中心观”、“国家中心观”得以形成并流布甚广，在人类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尤以历史学科为甚，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编纂的7卷本《世界史》是这一历史观最为典型的代表。但也应当看到，即使在西方学术界，“西方中心观”、“国家中心观”自现代以降也不断遭到批评。历史学家兼国际关系理论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l）就写道：“在过去400年间，英语世界的历史无疑是伟大的历史时期。但是，把这当作是全球史的中心内容，而把别的一切东西当作是这中心内容的边缘内容，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歪曲观点。”一些史学理论大家也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全球史观的生成及传播，使人类在观察、理解和阐释自己历史的时候，不再基于特定的因而肯定是有偏见的区域或者国家的视角，而是从总体上超越原有视角，而采取一种全景式的宏大视角。

　　全球史观已经在历史学界催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比如，在欧美学术界，美国学者勒芬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iano）的《全球通史》自1970年出版问世以来，被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学术影响。另一位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所著的《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也在全球畅销50年。在中国学术界，自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运动所产生的动能，学术研究的展开和深入，使得全球史观缓慢萌发。已故世界史大家吴于廑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指出：“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历程就是世界历史。”吴于廑和齐世荣两位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就是一套融入全球史观的优秀教科书；于沛主编的《全球化和历史》论文集中收入多篇论文，专门讨论了全球史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