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是指对自然物的描述、命名和分类，它曾是18、19世纪西方世界的显学。乍看之下，博物学是一门价值中立的学问，但正如许多学者证明的那样，它其实与当时欧洲的殖民扩张是紧密相连的：首先，殖民扩张使得欧洲的博物学家们能够接触到世界各地的动植物矿物，而博物学反过来又充当了殖民者们攫取殖民地自然资源的工具；其次，在殖民地践行博物学也体现了一种文化上的帝国主义，即将对自然物的命名权和分类权掌控在殖民者的手中。

　　当林奈的使徒之一卡尔姆（Pehr Kalm）于1748年到北美进行博物学探险时，他不仅仅是为了博物学自身，也不仅仅是为了研习上帝书写的自然之书以赞美全能上帝，他还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为瑞典寻找具有农业价值、药用价值或商业价值的植物。18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植物学家们有一个理论，认为在同纬度的其他地区常常能找到适应本国气候生长的异域植物。瑞典大植物学家林奈派遣弟子卡尔姆前往北美，就非常希望他能够到达北纬55—66度，也就是与瑞典同纬度的地区，以寻找能适应严寒的经济作物。后来当卡尔姆因时间关系而计划改变行程时，林奈非常恼火，称“如果卡尔姆教授不打算再向北走，那他还不如干脆不去”。但其实卡尔姆已了解到新英格兰的气候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相似，不过迫于压力他还是继续向北。尽管在为期三年的北美探险中发现并命名了许多“新”植物，但卡尔姆在母国大规模种植北美植物的试验却未能成功。不过，他还是为欧洲人带回了许多有价值的北美植物，其中之一就是半边莲属（Lobelia）。卡尔姆从印第安人那里了解到，用该属植物煎出的汤汁可治疗梅毒等性病，于是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都被用来造福欧洲人。

　　博物学为殖民者利益服务的另外一个著名例子是西洋参。大约在18世纪初，来华的耶稣会士杜德美（Pierre Jartoux）了解到了中国人对人参的狂热及其大致产地，他由此推测“若世界上还有其他地区生长此种植物，那恐怕是在加拿大，因为……那里的森林、山脉与此地的颇为相似”。几年后，加拿大的耶稣会士果然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找到了与人参形态非常相似的植物，再后来美国东部的森林中也发现了这种植物，即现在所称的西洋参或花旗参，与中国人参同属不同种。虽然西方学者及社会一直对人参的功用持怀疑态度，但他们深知其商业价值，人参也因此成为18世纪跨大西洋植物学通信圈中的一个重要词汇。欧洲的多位博物学家如柯林森（Peter Collinson）、福瑟吉尔（John Fothergill）、莱瑟姆（John Coakley Lettsom）等都曾请求北美博物学家们向他们寄送“贵重的礼物”——人参根。中国市场对人参的需求和利益驱动下的商业运作给北美的野生西洋参带来了灾难，到了1786年，当英国皇家植物园园长班克斯（Joseph Banks）想向美国博物学家马歇尔（Humphry Marshall）购买一两百担新鲜人参根时，后者告诉他当地人类定居点已不见人参踪影，只能雇人向西去人迹罕至的山林中挖了！人参由此先后成为英美两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