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高校语文课写入国家文化发展纲要，这是前所未有的，体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

　　不说“大学语文课”而说“中国语文课”，有人误读了这句话，说这不是讲的大学语文。其实《纲要》的这句话措辞是非常严谨的，因为目前高校的语文课除了大多数都叫“大学语文”外，还有其他不同叫法，如“大学国文”、“大学汉语”、“高等语文”、“大学文学”、“大学人文”等等，但是无论叫什么，皆指高校公共基础课的“中国语文课”。

　　所谓“全体大学生”，是对大学语文开设范围的要求。1996年，国家教委高教司对此曾有过界定：“大学语文课，是普通高校中面向文（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外语、艺术、教育等各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很多高校把这一界定误读为文科可以不开设大学语文课，其实文科除了汉语言文学专业，还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多种专业，这些专业开设大学语文课是不能“除外”的。而现在按照《纲要》的规定，这门课要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甚至连“汉语言文学专业”也不能“除外”了。我认为这是一个进步。

　　至于“创造条件”，一些高校理解成“有条件”的要开设，我们没有条件，可以不开设。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有条件的高校要开设，没有条件的高校要“创造条件”开设，否则就是一种教育不作为。然而，十年来几乎没有一篇文章探讨这类问题。

　　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首要的条件是学校领导要重视。在教育部《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大学语文事，时任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的李宇明司长表示：“大学语文教学，教育部一直很支持，各个大学怎么办，校长负有重要责任。”李司长此语指出了大学语文问题的关键。历史经验也是如此。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复出后，带头在南大恢复大学语文课，并联合其他高校呼吁全国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也不约而同提出：“如果允许复旦单独招生，我的意思是每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课目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

　　第二个条件是师资力量。只有学校领导的重视，没有教师的努力，也是不行的。匡亚明曾在重开大学语文后的第一种全国协作教材（1981）序言中说：大学语文教师肩负重任，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并提出三点任务：第一，语文教师要有社会主义的政治觉悟；第二，语文教师要结合业务学一点马列主义；第三，语文教师要认真钻研业务。苏步青在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四次年会上发表书面讲话，标题就是“大学语文教师责任重大”。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现任会长谭帆也提出大学语文要学科化，大学语文教师要学者化。这些都是对大学语文教师的殷切厚望。但是现在我们经常从媒体听到大学语文教师不安心教学工作，把这门课当做跳板，一有机会就转行去教专业课。假如这样，即使有学校领导的重视，这门课仍有可能上不好。

　　第三个条件是加强学科理论研究，包括教材建设。大学语文的学科性质，30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其实匡亚明等早在《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学科》一文中有过阐明：“大学语文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包含文、史、哲、经、政等有关内容，但又不等同于这些学科。例如大学语文必须选修一些代表性文学作品（如诗、词、散文等），但又不同于文学课。因为它不专门去探究文学课必须探究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艺创作等等，主要只在于培养和提高应用文字作为表达思想工具的能力以及对文艺作品的欣赏能力。”但是匡亚明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其他高校的普遍认同，一些高校仍然把这门课上成文学史课、文学理论课、文学创作课，这就违背了高校开设这门课的初衷，超越了公共基础课的边界，和很多专业课内容交叉重复，导致最后或被取消，或必修改选修，此中经验教训值得反思。

　　“创造条件”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并不简单，落实得好，大学语文可以从无到有，稳固开展；落实得不好，已经开设的大学语文课也可能重新被取消。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