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中国思想的解释，“天”的含义是自然，即“天然”，也就是事物本来的样子，不单是指人类头顶上那个苍青色的存在。“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本性合一，人循其本性而生。由这种思想出发，中国人发展出人与万物在本源上的内在相通这一观念，并表现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在诗歌中尤为精妙。

　　但“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诗歌中并不是自古就存在，而是在诗歌发展到晋唐时期才开始出现并走向成熟。当时，作为地理景观的自然进入文学的视野，中国诗人以哲学的眼光审视自然，最终得出人和自然为一体的结论。

　　晋唐以来，由于老庄的复兴和禅宗的兴盛，中国人在短短几百年里对自然获得了一个明慧的觉悟，自然在诗歌中由边缘进入中心。在最典型的诗歌中，诗人的抒情往往通过对大自然的描写，自然含蓄地流露出来。即使其中有人的活动，也只是作为自然风景的一部分而存在，自然不是人的背景，相反人却成为自然的点缀。固然，这样的诗歌最终也是抒情的，但人的主观情感不是轻易能够看出来的，是要通过一种非常专业的训练同时具备某种天分的“悟”才能觉知的。“悟”这一词有点神秘色彩，事实上，它是一种艺术直觉，类似于禅宗的直觉性思维，严羽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讲的就是诗禅相通的思维。通过“悟”，我们会得到两点启示。

　　第一，尽管自然风景在诗歌中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但诗歌仍然是抒情的产物，自然景物为人的情感服务，自然是人的情感的代码。中国诗人的情感不是直接抒发的，而是在多种自然景物组成的整体氛围中暗示出来的——这一点称之为“意境”。因此，中国诗人的情感不是封闭在自己内心，而是存在于自然中。我们发现，中国诗人抒情的时候眼睛不是看着内心，而是看着身外的大自然，诗人总是在极力追求自己的情感与自然相呼应，而创作的任务就是将那一片恰到好处的“自然”搬进自己的诗中。换言之，中国诗人的情感是被自然“规定”好了的，诗人全部的情感都可以在自然中找到。因而，中国人的情感不是孤立的、封闭的，而是与自然息息相通，中国人在抒情时与宇宙连成一片，“神动而天随”（庄子语），其哲学依据就在于人与宇宙万物内在本性的同一。自然为中国人提供了内在的生存依据，足以使他们在今世任性逍遥，毫无彼岸式的终极困惑。

　　第二，人为自然的存在作证。相对于第一个启示，这一点是中国诗歌美学中的独特之处。如果说第一个启示是自然象征人，第二个启示则是人象征自然。在中国诗歌里，自然虽然为抒发人的情感服务，但自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本性，这一点不同于西方诗歌，后者以自然象征人，但这种自然是经过改造的，以适应人的情感的性质。因而，西方诗歌中用来作象征的自然往往是孤立的自然意象，或者是变形、扭曲的自然意象，极端的甚至是反自然的意象，原因就在于西方人的注意点完全在于人，自然只是抒情的工具，诗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改造”自然。但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诗人是要在自然里“找到”自己的情感，而不是“处理”自然以适应自我情感的需要，因而自然在这里是不需要经过改造的，而是自然本身。人虽然借用了自然，但自然又具有其本身的独立性。

　　但是，自然的显现又需要另外一双眼睛，需要一种媒介，这种媒介就是人：自然通过人来象征自己。但实际上，人并没有做这件事的主观动机，人在以自然象征自己时，同时也以自我为灯，照亮自然；假如没有人的参与和照亮，自然将是哑默的。因而在中国古典诗歌里，自然和人是互为象征的，也是互为照亮的。这其中的原因是，人寻找自然象征自己的感情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寻找人与自然的共同本性。这种共同本性的获得，一方面使人的情感获得了寄托，另一方面也使自然获得了照亮自己的“明灯”。

　　自然物有自己的本性，自然在作为象征物的同时具备自己本性的完足是中国诗歌、中国文化的奥秘所在。尽管欣赏自然之美在世界文学、世界艺术中广为存在，但中国人把自然当作自然本身欣赏，而不仅仅是某种存在的象征，或仅仅只是一种媒介。中国哲学从不以人为中心对自然进行任意解释，只承认自然最根本的、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的本性。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粹，也是中国诗歌的精粹。

　　（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新诗的哲学精神”（FJ2015JDZ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