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白话新诗集，以其宏观的意象和恢弘的气势刷新了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颜值”。诗集中的《天狗》、《站在地球边上放号》和《凤凰涅槃》等作品以激越昂扬的情绪合力塑造成一个“开辟洪荒”的“大我”，这一形象又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被载入文学史。

　　“大我”虽然是《女神》发声的主流渠道，但并非《女神》叙述话语的唯一形式。细读《女神》不难发现，其中的诗作并非全都保持一以贯之的奔放热烈的感情基调，甚至还有一大部分诸如《岸上》、《沪杭车中》等诗作，杂夹着些许涩味和丝缕愁绪。这种情绪与《女神》情感主调并不一致，属于郭沫若个人性质的“小我”情感抒发，而廓清《女神》“小我”话语的脉络，将有助于揭示被“大我”这一宏观叙述立场所遮蔽的隐含用意。

　　现身说法的暗示功能

　　在《三叶集》 中，郭沫若致信宗白华，回答了他对“Pantheism”的认识：“我想诗人与哲学家底共同点是在同以宇宙全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底核心为天职；只是诗人底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哲学家底利器更多是一种精密的推理。诗人是感情底宠儿，哲学家是理智底干家子。诗人是‘美’底化身，哲学家是‘真’底具体。可是我想哲学中的Pantheism确是位理智为父以感情为母的宁馨儿。”在这种理念烛照下，《女神》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不同路线的情感表达：一类是在救世意识烛照下的“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这一类以救国济世为目标的诗歌，具有昂扬、恢弘、激越的情绪基调，情感抒发上具有“大我”口吻；另一类以“我一心念着我西蜀的娘，我一心又念着我东国的儿，我才好像个受着磔刑的耶稣哟”为代表。这类诗歌往往是一己性质的愁肠低诉，情感路线上属于个人话语。然而，在《女神》中，这类“小我”的个人话语裹挟的愁绪指向相对一致，即因物质生活困窘所引发的苦闷。

　　1918年8月，郭沫若在日本六高毕业后，免试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此时他在致信家人时说：“现在住的房子，小小的共有两间，都在楼上，楼下是主人的储藏室，室侧有个煮饭的地方，又其侧便是茅房……房子里面却不大干净，周围都是土壁，房钱却是很贵，每个月电灯在内，要五块半钱，算好窗户甚多，凉风时至，可恨茅房太近，又时有粪香扑鼻也。”1919年11月的信中说：“目下留学生官费，每月有加四元的希望，总共一月是五十二元，于每月的衣食，倒不十分吃苦，男所苦的是学堂里的参考书和实习器具等项，一学年之内，关于此项的用费，总得要两百块钱才够。”加之1920年3月“安娜已于今晚分娩，又得一男……命曰博生”，足见郭沫若在1918年到1920年间物质生活是相当困顿的，正如郭沫若1919年在日本福冈写成的《春寒》所言：“儿病依怀抱，咿咿未能言。妻容如败草，浣衣井之阑。蕴泪望长空，愁云正漫漫。欲飞无羽翼，欲死身如瘫。”只“欲死身如瘫”一句便足以传达出，眼看着儿病妻愁而无能为力的绝望心理。类似的绝望心情还出现在作于1920年1月10日的小说《鼠灾》中。小说讲述了方平甫因与日本牧师的女儿自由结婚而遭到双方亲友的抛弃，生活拮据之际因自己省吃俭用买的羽缎制学生装被老鼠咬破洞，引发夫妻双方口角以致不和的故事。

　　联系作于1921年的《女神·序诗》，《女神》中的这类“穷愁”诗，其实是郭沫若以自身在日本度过的困窘生活为蓝本的现身说法，即“我除了个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都没有”，而这恰好能接轨“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的“大我”立场。这种接轨过程并没有因贴合宏观口号而显得刻意和浮夸，也没有使《女神》沦为说教范本，其原因就在于郭沫若把自己的生活当素材，从自我体验和感受的“小我”视角渐入宏观主题，毕竟“由个人的苦闷可以反射出社会的苦闷来，可以反射出全人类的苦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