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摩文化是彝族文化的重要构成，其中凉山毕摩文化独具特色。它是一种由毕摩和彝族人民共同创造和传承，以经书和仪式为载体、神鬼信仰和巫术祭仪为核心、念经或口诵为手段、牺牲用物为媒介，同时包容彝族社会历史、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和医药卫生的特殊文化。由于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民族聚居环境中，凉山彝族对毕摩文化的承袭是主动且完整的，这为他们保有自己的信仰文化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地理及环境。凉山彝族毕摩文化的外显形式及具象表达，一般通过毕摩及彝族人对一系列仪式活动的参与情况来体现。笔者于2016年6月至10月对四川省凉山州4个县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田野调查，基于对当地历史、风俗的梳理和对当地民众的访谈最终发现，近些年凉山彝族毕摩文化在范围、内容与形式上出现了一些新形式：一方面，毕摩游毕范围扩大，出现了城市中繁荣的毕摩市集，甚至实现了跨境游毕；另一方面，毕约范围和实施事项有所扩大与更新，作毕仪式蕴含的诉求与时俱进地发生了改变。这些新变化、新趋势为深入认识和把握彝族社会、彝族文化的变迁与发展提供了契机。

　　对凉山毕摩文化出现的新形式，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持文化功能理论观者认为，毕摩文化对彝族社会至今仍然具有积极的社会整合与引导功能；持布迪厄场域理论观点者认为，毕摩文化旨在彝族文化或彝族社会的总场域中积极营造出一个场域，以协调彝族整体的信仰诉求。这两种观点能够在宏观层面对毕摩文化及其发展作出解释，但对微观层面的解释颇显不足。由罗德尼·斯达克和罗杰·芬克提出的宗教市场理论主张用“资本”概念解释人们主动改宗或改教的行为；笔者认为，这可以弥补前述理论解释力欠缺的问题，能够更好地解读凉山毕摩文化的新形式。

　　城市里毕摩市集繁荣

　　伴随着社会与经济发展，凉山地区的人员流动日益频繁。许多彝族人离开苦寒封闭的高山和村庄抵达城市参与建设，有到西昌和攀枝花的，也有到海外的。人虽离乡，但他们对毕摩及各种仪式的心理依赖依旧。原本只在乡间执业的毕摩越来越多地接受城市毕约；在综合考虑游毕成本和业务量等因素后，许多毕摩开始滞留城市开展活动。开始时，城市中的毕摩群体会汇聚到市区某个交通便利且标示明显的位置，渐渐促成需要毕摩“服务”的彝族人形成“不必舍近求远去乡下寻找毕摩”的认知：因城市一隅就有许多毕摩。一旦供需稳定明确，城市中的毕摩市集便应运而生。毕摩市集的典型代表是西昌市滨河路一带，俗称“石码子毕摩市集”。根据凉山州彝族文化研究所毕摩文化小组2016年的统计，西昌石码子常驻毕摩约有七八十位，他们整体作毕频次较多，单月内人均处理20—30宗业务，一天之内要处理好几宗业务的毕摩也不少。另外，在西昌生活的彝族人，对于请石码子市集的毕摩作毕，从起初“不是办法的办法”和“会念经会做法就行”，发展到现在的状况是：已将石码子市集视作城市中回应和满足自身宗教需求的场域。

　　毕摩市集的形成和繁荣，首先仰仗城市中彝族人对自己原生宗教的依赖。个体对宗教的需求和选择在特定地理区域集中地表现出来，这种需求体现的是彝族人对其宗教资本，以及文化资本和感情资本的认可与依恋；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宗教选择中所蕴含的社会资本的理性思考。在杂居地区或汉区的彝族人，通过毕摩作毕的一系列仪式聚集在一起，这类聚集持续的时间较长，涉及的人员较多（在这类活动中，同城中的相同家支或相同家族的绝大部分成员均需到场），且具备一定仪式规则。上述客观条件在毕摩仪式中汇聚，成为参与其中的人们实现信息交换、互助互惠、保持和促进集体团结的基础。其次，市集的存在也得益于毕摩群体在该区域内采取的灵活应对策略，以使他们在宗教资本方面的优势能够持续地服务于彝族人，以此延续毕摩对其族人客观宗教需求的回应。这两种情况导致彝族人即使身处一个没有毕摩文化的汉族地区或毕摩文化影响不大的杂居民族地区，也会极力寻找一种折中的路径实现自己原有宗教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