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农村人口流动的反思性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大多依然聚焦于“农民到底如何市民化”、“农村到底如何脱贫致富”等方面。事实上，农村人口流动研究需要顾及人口流出地的区位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笔者在对甘肃东南部山区某村落的跟踪调查中发现，一些为求得发展而长期保持人口规模化流动的村落，近年来逐渐陷入了“富裕的烦恼”，即经济发展和表面“繁荣”没有带给农民应有的幸福体验，相反，焦虑、不安成为农民挥之不去的常态化情绪。这种“富裕与烦恼并存”的发展悖论，其原因需要从人口流动过程中去探讨。其中，“流动的代价”是一个重要的考察角度。

　　流动使农民付出身体及情感代价

　　在农村人口流动的“代价”议题中，流动的农民自身是主要的代价付出者，在长期流动过程中付出了两方面的代价，即身体性代价和情感性代价。

　　身体性代价与长期从事缺乏安全保障和防护措施的重体力劳动有关，且在第一代流动农民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这一代流动者现在大多已年过半百，往往从事着建筑、运输等领域最苦的工作。历经多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能清楚地回想起曾经遭受的歧视甚至欺骗，偶尔遭遇的工伤事故，加之弥散于内心的孤独、愤懑和紧张，使其流动务工之路异常艰辛。情感性代价主要是流动农民离家在外，因无法陪护和照顾父母妻儿，与亲人长期分离带来的内心空虚、孤独寂寞、亲情疏远等精神方面的痛苦。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村里一位在外务工的妇女，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后未能及时买到车票，等赶回家时母亲已下葬。为此，她遭到兄弟姐妹的冷落，导致其内心极其焦虑。还有一位被调查者，在谈及发生在儿子身上的事时懊悔不已，原因是自己外出务工期间孩子不幸掉入水井，经抢救后虽然生命无忧，但造成了永久性听力受损。可见，这些因未能陪伴照顾而发生的“意外”，对流动者来说是一种沉重的精神打击。

　　流动导致农民家庭功能缺失

　　农民的流动选择是一种基于生存与发展逻辑的理性选择。从家庭的角度看，农民家庭因流动而付出的代价有两类，即家庭功能缺失性代价和家庭风险多发性代价。

　　家庭功能缺失性代价，主要是指因核心成员流动使家庭功能弱化或缺失所造成的代价。这方面以代际支持急剧减弱形成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最为集中。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留守老人除了自食其力解决衣食住行之需外，还担负着看护孙辈的责任，在体力和精神上承受着双重压力。此外，一些儿童因长期缺乏亲情关爱，与父母产生隔膜，对其健康成长造成一定影响。家庭风险多发性代价，主要是指因家庭成员流动致非常态事件增多所造成的代价。除因疏于管教造成儿童恶劣的品行习惯，增大了其越轨犯罪风险外，另一个比较集中的风险点在于婚姻家庭的解体。在人口持续流动过程中，夫妻间因聚少离多感情淡化，婚姻危机愈发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