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不仅揭示出资本剥削的秘密，而且揭示出劳动者不得不去劳动的制度结构。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继续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并在《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生产政治》等著作中，用亲身经历解释了他所遇到的马克思问题：“工人们为什么这么努力地工作？”布若威认为，工人自发的同意与资本主义微妙的强制，二者的结合塑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生产行为。在这种同意模式下，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及再生产发生异化，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并成为赢得剩余价值的合法性基础。这种“自发的同意”建立于三个要素基础之上。

　　首先，是企业与工厂的内部劳动市场。内部劳动市场包括企业与工厂内的岗位晋升、培训机会等，受企业与工厂自身的管理规则所支配。它既内化了外部劳动市场所具有的“自由与平等”的劳动者竞争的个体主义，又促进了企业与工厂范围内的流动性并降低了企业之间的流动性。究其实质，这种内部劳动市场不过是将个体永久地绑定在企业内的一种形式，无论是纵向的职位晋升还是横向的流动与报酬比较，都刺激着工人为资方效劳的意愿。在布若威看来，企业与工厂不过是借助制度安排与激励计划，代替专制手段瓦解等级间的集体对抗，将企业利益内化成个体的利益，引导并培育个体主义，工人被形塑为同意机制中的志愿者。

　　其次，是企业与工厂的内部国家工具。布若威把内部国家工具指认为企业内部集体谈判、集体申诉和工会等一套制度。所谓内部国家，“指的是一套在企业层面上，组织、改造或压制生产中的关系与生产关系所引起的斗争的制度。”“内部国家从专制形式过渡到霸权形式依赖于劳动代表在产业政府中的有限参与。”布若威提出，工会的独立性是建立在剩余价值被掩饰和赢得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是资方专断的制度化体现，是维护劳资关系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工作本身已成为资方延伸生产政治、塑造集体同意的工具。事实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有类似的判断：“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追猎活动。”

　　布若威提出的第三个要素是工人理性的不自觉共谋。通过在芝加哥工厂一年多的体验，布若威发现，计件工资制在经济之外有更高的价值：“超额游戏”可以“使工人不至于无聊”。所谓游戏即是生产。工人在生产过程中都会完成超过一定限额的生产，但工人实际上并不在意，因为生产个体的价值完全是通过超额方式来评价彼此及自己的。这种文化塑造了生产过程中的独特模式。一方面，工人不满足于固定在一个职位，他（她）要争取流动、获得好的报酬，就可能与管理者、辅助员工之间产生冲突；另一方面，任何企业都会有一定的生产小头目，这种头目在生产游戏中扮演着促进者和仲裁者的角色，操作工会同意与他们的工头合作，并期望给予照顾。这种情形尤其发生在计件工资制的生产领域。这种生产游戏之所以能导致工人认同现行体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知道个人总是有可能在正式规则中赢得某种利益。因此，工人们会自觉地表现出例行公事似的服从和对生产现状的接受，以至于成为一种无须理性冲突的共同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