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是独特的。虽然中国共产党1949年才取得国家政权，但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其就已经在不同的地区进行了政权实验，这些实验区的面积和人口相当于一些中小型欧洲国家。埃德加·斯诺曾如此描述20世纪30年代末“解放区”的情形：“为了确保革命任务的成功，对于红军来说，即使在初期开展一些形式的经济建设也是必要的。西北苏区的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社会主义的奇怪混合。私人企业和工业得到许可和受到鼓励，土地和土地产品的私人交易也得到允许，但有限制。同时，国家拥有和开发象油井、盐井、煤矿等企业，也从事牛羊、皮革、食盐、羊毛、棉花、纸张等其他原料的贸易。但国家在这些物品方面没有垄断专卖，私人企业是能够在所有这些方面进行竞争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进行了竞争。第三种方式的经济是合作社，政府和群众合伙参加经营，不仅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竞争，而且同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竞争！但这都是在一种非常小而原始的规模上进行的。”

　　埃德加·斯诺描述的这幅“图景”，为现代历史学家所证实：在延安，毛泽东在领导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同时，致力于建设一个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没有扮演“控制全部根据地的经济”这样一个角色。它选择监管“重要的私人经济”，这里包括“大的私人地产”。1940年1月，毛泽东在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了当时发生革命的意义：“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在经济层面，这种特殊的道路表现为不同所有制的共存；在政治权力层面上，它实行由“革命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专政。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出现革命曙光之后，该模型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显示出极佳的连续性和经济上的活力。伴随着1958—1959年的“大跃进运动”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戏剧性的转折发生了。不同形式所有制共存的状态和利用物质激励的手段被彻底抛弃了。群众的运动和热情变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迷雾，但这些方法和尝试均告失败。更为严重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加剧了工厂和生产基地的混乱状态。

　　由于具有特殊的历史并通过实现个人及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竞争来刺激生产的许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走上了一条特殊的发展路径。对此，邓小平呼吁马克思主义者要有所认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有一点对他来说是确信无疑的：“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不能有贫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贫穷的社会主义。勤劳致富不是罪过。”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在于，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抛弃了贫穷和匮乏的平等主义分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不仅是因为确保了资源更加公正地分配，更重要的是因为确保了社会财富更快和更加平等地增长，以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通过确立和实践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原则，来积极鼓励合理竞争。